双石茶庄

　　于是杜老爹就勉为其难也可能是平生头一遭指挥一支娘子军上了阵。
　　指挥妇女团打仗比较为难，不敢喊杀不敢随便打冲锋——对方一听是女的就不怕了。办法只能是把寺庙围起来，在火力掩护下步步掘壕进逼，逼来逼去逼了两天就逼近了寺院大门。要说这些通南巴的女儿们也不是吃素的，她们的手榴弹隔着院墙朝寺里一通乱砸，掩护着抬着一根大圆木的姐妹们在庙门外使劲儿地撞击，连撞几十下终于还是破门而入……

　　这个据说“几乎人人传抄”的“总理遗言”，我当年并没有听说，也许是因为在农村信息闭塞，也许是当时年龄小。我得知1976年曾有过这么一桩惊天大案，大约是在十多年前，从一本书或者杂志中。但90年代的媒体，对此案似乎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最近，随着《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袁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一书的出版，全国多家强势媒体相继摘登了《我所经历的1976年“总理遗言”案》一文，使这一事件在30多年后再度被炒得沸沸扬扬。

　　我认为，学术自由也是要有限度的。学术自由可以体现在，任何学术会议，哪怕是叫研讨会或者什么会吧，都必须按正式的规格来。那么，什么是正式的规格呢？
　　第一就是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有学术论文，而且学术论文不能够离题太远，讨论的内容必须是一个学术课题，而不是某某具体人有没有罪。
　　第二就是要有一个提前广而告知和约稿的时间，好让人有时间准备论文，并投稿，而且要审稿。
　　第三，就是与会者只用论文来代表资格，而没有任何其它的所谓资格，不允许光让一群没有任何论文的只不过有“全国著名某某某教授”的头衔的人来乱发言一通。

　　上包座那边开打之时杜老爹们又杀回了达戒寺，与冲过河来的二六八团一起猛叩达戒寺伍诚仁师部大门，伍诚仁拼命顽抗至9月1日凌晨，在得知上包座已失而在西南山地担任警戒掩护的余程万团（二八九团）音讯全无后，战志顿失，乃扔下康庄团三营掩护，自己率余众二三百人沿拥鄂河谷逃往踏藏（当时红军方面称伍被击毙，实为误传）。而那个“音讯全无”的余程万团这会儿也被红八十九师另两个团的白刃格斗打得焦头烂额，勉强战至午后即被全歼，仅团长余程万裹创逃脱——这位余程万后来抗日战场的常德保卫战中挺勇猛的，这次脱逃也相当于给他留下了日后当上“抗日英雄”的机会……
　　如今的达戒寺旧址前已立有这场战事的碑刻，新立的一块碑背后就刻有“二六四团”达戒寺战斗的梗概（碑刻称为“达金寺”，实际上是达戒寺的不同音译）。于是大家在碑石上奉上了一条洁白哈达，表达了我们对杜老爹等红军前辈的敬仰之情。

　　平心而论，“张主席”在这事儿上处理还算公道，对余天云也并无过份之处。但后来在延安批张时，有人把这事儿翻了出来，又把余天云打扮成了“反对南下”又被“张主席”“迫害至死”的“英雄”，这就跟事实走得忒远了一点：余天云南下时发牢骚并不是对党中央北上方针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他就是一恃宠而骄出言不逊的主儿！后来裁了，也是裁在他那“军阀习气”和狭隘意识上：进红大学习未必就是“挨整”，当时进红大在“镀红”的人不是还有不少么？心态调整好了这也是提高自己的一次机会嘛！比如象中央红军的林总、到了陕北也进了红大，虽然是个校长但同时也是个学员，上课时还不照样得给那些职务比自己个儿低得多的教员们打敬礼？人把残存的队伍带到新疆的李先念政委，从西路军一路要饭回来的杜老爹，还不是在抗大吭吭吃吃地演练过做算术题，捧着一小本子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地向那些更年轻的小字辈儿请教切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这不是古有明训的么？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争取了许多右派的拥护。
　　例如，周恩来在重庆，后来毛泽东去重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和大大小小的右派们交朋友，吃吃喝喝，亲热的很，结果毛泽东获得了许多右派粉丝。毛泽东的诗一写出，震惊许多右派，把一些右派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称赞，出来不少粉丝，你自然向前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左派争取了这么多的右派粉丝是不对头的吧？

　　当年杜老爹们从此间经过时，红原并没有县治，人烟也很稀少，筹粮的困难也达到了顶点。 据当年的敌方资料记载：“现匪每人携带二十斤干粮，并命令不准吃”，而从炉霍出发到最后到达包座，中纵队走了一个半月！二十斤干粮如何应付？真是难以想象！据亲历者们回忆，那会儿有了牛羊补充，那是连头、蹄、内脏都要全部吃完，还要“敲骨吸髓”！当时中纵队原定的行军路线是要到毛尔盖筹粮，徐总指挥行至此间曾电告总部朱张首长：从上壤口到毛尔盖沿途均难有粮食补充，建议中纵队改道阿坝，向阿坝西北大迂回截取牛羊，或渡齐玛哈河“打牛”，但总部经过权衡后认为：走在左纵队最后的红二、六军团粮食更困难，决定“六军担任左纵警戒并到齐玛哈打牛”，中纵队则“尽量多吃野菜”……
　　徐总和朱张首长其实都有道理，各有各的道理：此间一直到毛尔盖的确“很难筹到粮”（我们摩托队前年走这条道时，沿途也是很难看到人烟），而且中纵队真要去了毛尔盖，董振堂、黄超带着寇老爹所在的右纵队的粮道又将被截去一大半儿。所以总部朱张首长的办法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按下葫芦就起瓢，顾此就要失彼，所以挨饿也只好大家匀着挨啦！……
　　可以想见总部朱、张首长在硬着心肠发扬这种“阶级友爱”时，内心那种万般的苦涩！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荐者按：重庆医科大学正在建造“全市最大的毛泽东塑象”，引来观点PK，本庄主觉得很有意思，特向各位茶客作一推荐。本庄主很欣赏这样不随便板着面孔上纲上线而且很有趣的观点PK，或许，有些沉重或厚重，也是可以以“轻松”来承载之或化解之滴？

　　在车上我对大哥大姐们的土共老爹们拍了一马屁：反右那会儿有人声称要跟土共轮流作庄，那TMD纯粹是扯毬淡放狗屁！就凭这些土共老爹们当年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经过的那份儿艰难付出的那份儿牺牲，土共不坐庄谁坐庄？当年土共老爹们不坐庄，老百姓答应么？
　　当然，谁坐庄也不是铁桶庄！光凭土共爹们的那些功劳苦劳的老本儿，那也是不足以撑起“千秋万代”的！那还得看往后那些拿着当年土共爹们立党宗旨和创业精神当作比照标准的老百姓们，怎么着给这继承庄家的后生们打分，打出了什么分？
　　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和课题了！

　　记得多年前我还抄录过活佛的两首诗：
　　
　　　　红军走了，寨子空了。
　　　　寨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山是红军的臂膀。
　　　　红军啊！你给我留下了金石玉言，
　　　　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
　　　　起来呀！赶走草原上的豹狼，羊群才能兴旺。
　　　　起来呀！赶走衙门里的坏奔波（官老爷），人民才有吉祥。
　　
　　　　　　　　　　　　　　　　　　　——红军走了

　　荐者按：这是友人zjy00611写的一篇东东，是关于前些日子被《炎黄春秋》炒作得沸沸扬扬的“‘十六字诀’首创权”那场公案的！本庄主在此向众茶客作郑重推荐——如果《炎黄春秋》有足够雅量的话，也不妨作为一篇商榷文登上一登？既然是讨论嘛，何不就此机缘，干脆讨论个底儿掉哩？本庄主认为，甭管这桩公案孰是孰非，与《炎黄春秋》赵先生那篇东东比较起来，人家这篇东东最起码从学术上来说要规范得多！比如谁谁谁说过什么，啥时候说的，在啥东东里说的，全部给出了出处，白纸黑字都有据可查。而赵先生被《炎黄春秋》热捧的那篇东东里，满篇都是言之凿凿的结论，可“论据”却全都不清不楚，不给出处——这个，可不是上道的玩儿法哟！

　　时任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的吴先恩将军（1987年病故）50年代未曾有一篇《党岭山上》的回忆文字，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这次的悲壮的行军。这篇文字中一个“积雪里伸出的拳头里攥着的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我，迄今依然记忆犹新，而且从此记住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红军战士的名字：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2月入党……

　　说到诗词，胡乔木的新旧体诗我都读过，气局小几号，风格另一路（他的新诗集好像叫《人比月亮更美丽》，小资着呢）。说《沁园春·雪》是他作的，说者一定也姓胡。记得从前余英时也说过郭沫若抄袭钱穆的什么说法，我当时就不信，因为郭沫若属于天才型学者，说法有过剩的问题，没有匮乏的问题，根本用不着东抄西借。后来历史所老资料员翟清福先生果然一五一十考证出来：在郭沫若的说法和钱穆的说法之前，已有梁启超的说法了。我想钱穆也没抄梁启超，才多大的一件事啊，人家几个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白莎寺庙的殿堂保护得还算不错（虽然看得出来也是翻修过的），但没有任何标记和说明似乎也是一个遗憾——估计当地政府拿着这事儿也不太好办：这是个“反党会议”恐怕不好向“革命纪念地”靠拢，就算立了碑碑上又该怎么写哩？其实要我看碑还是应该立一个，毕竟这也是影响了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发生地。碑文当然可以考虑写得中性一点，直接就写“卓木碉会议”或“白莎会议”旧址，并对会议内容作简要说明，这样也好让后来者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引者按：这篇稿子熊蕾大姐已经发了。俺这儿排排版再发发。
　　前不久朝鲜放了根核炮仗，国内就有高人儿疾呼“中华民族面临几千年未有之严重危机”，甚至还煽乎着中国应“抢在国际社会作出反应之前”怎么的怎么的，瞧瞧，皇帝不急急太监，人比美国大佬还要急！您说您就这么一个欠操练的水平，还想上赶着跟人美国大佬搭伙儿玩儿“双赢”？拉倒吧您哪，被人卖了你连数钱的机会都不一定能挣到了吧？倒是人点炮仗的那主儿，把镇宅宝剑逮在自己个儿手中了：打从今儿个起，当世界大佬的，甭管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堂而皇之也好，遮遮掩掩也好，都得把人家当个敢点也能点核炮仗的主儿来对待——呵呵，您瞧瞧，人这一手，那才是找“赢”的玩儿法吧？
　　其实朝鲜找赢的这一招还是美国大佬传授滴——肯尼迪说：原子弹最有作用的时候是它躺在发射架上的时候；杜勒斯称：只有敢于走向核战争，才能最终避免核战争！而且人大佬不光是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加勒比海危机”中，还真就这么着玩儿了一回……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呵呵，人间正道是沧桑哈！

　　顺便说一句，现在很多国内省史的史藉都称夹金山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夹金山只能算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翻越的时间是1935年6月12日，而在此前的6月5日～8日左右，李先念所率的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就已经翻越了虹桥山，中央红军前卫红四团从夹金山下山之时，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早已候在达维、懋功了……
　　所以准确地说，虹桥山才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勉为其难”不是客套而是真心：当年那些人从川东北打到川西北，在大半个四川数十个州县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在近八十个春秋岁月风雨的洗磨之下，许多血色记忆也早已淡出人们关注的视野，更惶论这些记忆距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偏离得是如此之遥远！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和生存状态下，人们也很难再有一一去踩这些血色足迹的时间和精力——既或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而依笔者看，叶先生的“惊世猛料”，跟庄老先生的满腹委屈一样，极不靠谱！“手稿笔迹”与“毛把题目改了”一样，都属刻意之中的弄巧成拙！以致于4年之后的叶永烈先生自己都觉得不能自圆其说，只好悄悄地尽可能不着痕迹地改了口！而庄老先生撰文时有点猴急，也没有去读读叶先生后来的著作看看他后来的说法，这一着急上火，就把叶先生前些年露的那些个破绽，又给亮出来了！

　　不敢不信，兄弟赶紧陪笑附和。“杨神仙”随即敲开路边一个正欲关门歇业的补胎店，卸下自己的车借用了人家的虎钳等工具一通敲敲打打，不一会儿就把那根弯得不成样子的减震器给缕直了！尔后就骑着车用一只脚蹬着熊文权那匹“死马”在沉沉雨幕中疾驰而去，整个几十公里路上就没让兄弟等插手……
　　这个绝技甭说兄弟，连张帆这样骨灰级的老队友也不敢玩儿！不服不行呀！
　　咱们出门儿是找传奇，这位杨神仙，这回硬是整了个传奇出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