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茶庄

长篇连载：《得失（下）+后记·非常轨迹⒇》（全书完）

zhoujun — Thu, 06 September 2007 07:58:27 +0800

历史是属于成功者的，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抢渡金沙”的战略大机动中，以其出色的战争指导艺术，将濒于覆灭边缘的中央红军从危境中挽救出来，使一次本属被动败走的“逃跑”，变成了一次堪为今古奇观极具主动色彩的战略大机动，目光远大而脚踏实地，视野开阔而匠心独具，在这一场对手和战友们都予以了非常关注的特珠“考试”中，战胜了力量强大气势逼人的对手，也赢得了众多曾经“政见不同”的战友，这为他最终成为全党全军衷心拥戴的领袖人物，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尾声得失（下）

　　抢船抢船，刘伯承直奔皎平渡/“失去匪踪”，蒋委员长竟要左右逢源/得船4条，“朱毛”头上的阴影散去了一半/苦觅“匪踪”，“匪”之身后却多日不闻枪声/进了会泽，罗炳辉狠狠地发了一笔洋财/进展神速，中央红军大举渡江/风水倒转，现在是“朱毛”要“销毁船只”/瞎蒙乱猜，蒋公“龙主席”都在做梦/“匪已过江”，“龙主席”向蒋公深刻作检讨/弓弦弓背，爱将向统帅发难/会理会议，毛泽东说林彪“还是个娃娃”/领袖群伦，历史属于成功者/从容北上，中央红军另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拉开序幕
　　
　　

四
　　

　　5月8日，军委和红军总部一直住在江边，等候红一军团赶到渡江。
　　红一军团行走的道路是金沙江边最崎岖难行的路段之一——聂荣臻后来回忆“一夜过了48次急流”，在经过了昼夜兼程的急行军后，红一师于傍晚时分赶到皎平渡口，晚22时开始渡江，红二师及军团部则在红一师之侧后跟进，当夜进至新田地域，准备次日凌晨在红一师之后渡江。
　　当天在经过鲁车渡时，正在对岸西进接应的红十一团找到了一只小船划过江来，红一军团野战医院遂将伤员及医务人员送至北岸，红十一团则继续向姜驿方向前进，准备阻滞有可能从龙街渡过江来追击的滇军部队。
　　担任的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为防万耀煌师主力追来，仍以一个营和团侦察排在坎顿阻敌，红三十九团主力则位于赵村以为后盾，军团主力全部移驻皎西地域警戒备战。傍晚时分，董振堂李卓然得到中革军委通报：红一军团已陆续赶至，明9日晨可全部渡完。董、李遂将坎顿、赵村的红三十九团撤回，与主力一道赶往江边，仅在杉乐树留下一营准备阻敌。
　　深夜时分，因仍不见追敌赶至，该营亦随主力跟进江边，准备次日渡江。
　　毛泽东那天一直就在江边“穿洞”里等待红一、红五军团前来渡江的部队，见到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及时赶到他非常高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菠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1）”
　　5月8日深夜，蒋公和“龙主席”对“匪踪”之研判才开始向“正确”靠拢。
　　是日晚上，蒋公在将刘元璋求救电和“龙主席”“匪在龙街渡江未成……”之研判两相比较一番，终于有点回过味儿来：“环州之匪或系匪之掩护部队，其主力潜由洪门渡河。观其焚毁行李，其决心渡河可知。（2）”
　　其实“龙主席”这会儿也回过味儿来了，当天晚上他也得知：“查匪自江日（5月3日）起即已在禄劝属之鲁车各渡陆续偷过，截止今日，已有数日”，但却把一肚子窝囊气撒给了下属——“而我追击部队昨今两日反徘徊于元谋一带，殊欠果断。似此犹移，匪速我缓，何能灭此狡诈百出之匪。”（3）
　　醒过味儿来的两公本能反应当然是督促各部“全力赶赴江边实行堵剿”。可都到这当口了，那是说什么做什么都晚了，蒋公“龙主席”麾下兵马中就没有那一路伸手就能摸到“朱毛”。能摸得着“朱毛”的倒有一位，那就是金沙江北岸的刘元瑭，可此公这会儿哪儿还有那个胆儿来摸“朱毛”哟，“朱毛”要能发发慈悲不摸他一把，他就该吃佛念斋烧高香了！
　　最惨的是原本靠“朱毛”最近的万耀煌，7日他刚令所部回师禄劝，这下好了，又得屁颠屁颠地往回赶，而且紧赶慢赶赶到了也只能捡到一大堆人家扔下的烂草鞋，这才真正是冤枉得不能再冤枉的冤枉路哟！
　　万耀煌将军字武樵，1891年生于湖北黄冈，保定军校出身。此公在“剿共”乃至抗战中虽罕有突出业绩，但却是能与蒋公“共患难”的死党：几年后的“西安事变”中，时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的万将军与蒋公一起被张、杨所执，万利用其眷属在张学良将军“女人无政治犯”的宽容下所拥有的自由度，与所部暗通信息以与张、杨抗衡，蒋公对其表现极为满意。而此后万将军虽然多居闲差位置，却把与蒋公患难与共的生涯一直延续到了海峡对岸，直至1977年1月31日在台北去世。
　　笔者认为万耀煌将军有一件业绩还是值得史册一书：抗战胜利后万将军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时，为“效忠国家，敬恭桑梓”计，曾四处奔走八方筹措，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然此间蒋公正困扰于“剿匪”所需浩瀚经费，对万将军之屡屡恳请未予理睬，万将军宏伟的建桥计划当然也就只好束之高阁不了了之。但十余年后，这个“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宏伟蓝图在蒋公和万将军的终生对手共产党治下还是变成了现实，而万将军当年筹措建桥时所留下的勘察和设计资料，也为实现这个蓝图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这大概也是万将军此生唯一一次与共产党为同一目的不期而遇异曲同工的真诚合作。
　　当然，当年在金沙江边的万将军也与共产党“合作”得不错，虽然这里头并没有“真诚”。
　　5月9日凌晨，红一军团主力赶到皎平渡口，紧随红一师之后连夜过江，清晨7时，全部过江完毕。后卫红五军团凌晨1时赶到拉戛厂渡口，清晨时分紧随红一军团之后开始过江，至傍晚时分，全部过江完毕。过江后，军团侦察连留守渡口，准备阻扼追敌，主力则连夜经中武山、通安，进至平山宿营。
　　军委和红军总部随红五军团一起离开渡口，当晚经通安进至张官冲宿营。
　　张爱萍率红十一团二营赶到姜驿时，刘元瑭部那个团已经撤回会理。红十一团即沿江岸警戒。
　　至此，中央红军全部跨过金沙江天险，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
　　5月9日晚，中革军委电告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
　　
　　A、我野战军今日已全部渡过金沙江。三军团及干部团正围攻会理，其增援队第五旅由西昌南开。我一、五军团明日开会理附近，准备消灭敌援队。估计蒋敌为配合刘（元璋）敌行动，有派兵由蒙姑渡江可能。
　　B、我九军团仍执行消灭刘（元璋）敌单个部队，破坏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以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明10号，九军团(缺一个营)应即开蒙姑，利用善泅水的实行排渡、偷渡与隔河射击的种种办法，焚毁或捣沉、击沉对岸所有船只，并坚决扼阻追敌过江。九军团之另一个营，带小电台从小路向巧家对岸侦察前进，到达后应进行同样破船、阻敌的任务。
　　C、九军团不论在行进与驻在中，如遇到敌单个部队，应坚决消灭之。
　　D、九军团应注意发展沿江的游击队，筹款与扩大红军。（4）

　　当日深夜，“龙主席”在得知安恩溥旅追至白马口却“未与匪接触”的消息后，始断定“江南岸似已无匪”，即刻向蒋公作出了恳切万分的“深刻检讨”：“现虽未接前敌确报，而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中如焚。初意满拟匪到江边，纵不能完全解决，亦必于痛惩，使溃不成军，借以除国家之巨害，而报钧座之殊恩于万—。讵料得此结果，愧对袍泽。不问北岸之有无防堵，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唯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谨此掬诚上闻，伏祈鉴核。（5）”
　　而“剿匪军”各部官长却全然没有“龙主席”这般“政治觉悟”和“自我批评精神”，在得悉“匪已渡江”的信息后，各部官长谁也没有理会蒋公“龙主席”关于“猛进”渡江与川康军夹击红军，歼红军于西昌、会理间的命令，而是统统放慢了脚步，慢吞吞地向金沙江边挪去。
　　5月12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在会理休整5天的电令：
　　
　　甲、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正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须四五天，西昌来援之敌前进甚缓，并企图从两翼迂回。同时，爆炸会城亦须14号始能完成坑道作业。
　　乙、因此，我野战军以扼阻迫敌、打击援敌并爆炸会城之目的和部署，决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15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与补充，如情况变化，当缩短此停留时间继续北进。
　　丙、依上述决定，我各兵团应以备战姿势进行部队中尤其新战士的战术教育、队列整理，开干部及连队会议传达战斗任务，检阅工作，加紧扩红、筹款及地方工作等。但牵制部队须加强沿江警戒，攻城部队须加强坑道作业与收买硝药，其他兵团则须以消灭援敌为一切部署中心，不得丝毫懈怠，以实现全部战斗胜利，以便继续夺取西昌而北上。（6）
　　
　　会理攻城和休整期间，红一军团集结于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向西昌来路侦察警戒；红五军团集结于会理城东北之交户保、杉松坡地域，向东北两方警戒；军委干部团集结于景庄庙、沙坝一带，分别向白沙、大栏河两方警戒；红九军团则在巧家附近执行破坏渡船的任务。
　　军委纵队先驻朱家坝，后迁铁厂。
　　同日，蒋公飞抵昆明，南岸各路“剿匪军”始陆续抵达金沙江边，开始架桥。
　　多年后，对毛泽东成见很深的李德也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坦陈：“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达了北岸。……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7）”
　　但这并不是当时所有中央红军领导层成员和红军将领们的共识。四渡赤水西进云南期间，因为战争指挥活动所特有的上下级信息获取和交流的不对称状态，以及因各自所处环境、地位、视野的不同所产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在中央红军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对这期间的军事指挥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上上下下都存在着的跑路的情绪和怨气一经交汇，就自然要寻找渠道予以渲泄了。
　　在会理攻城和休整期间，毛泽东的爱将林彪就渲泄了一把。
　　多年后，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元帅回忆道：
　　
　　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袍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子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笔者没有发现过林彪这封信的原文，不知道他在信中究竟是怎么说的。除了聂荣臻上述回忆外，我们现在能得以确证的内容只有这样一句话：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
　　而这句话的基本意思大致可以这样解读：毛泽东不要再插手军事指挥。
　　爱将向统帅发了难，真稀罕！

五
　　

　　这事儿还牵连到了彭德怀。
　　据有关回忆称，遵义会议后，刘少奇曾接替袁国平在红三军团当过一段时间政治部主任，那段时间又正是红三军团上上下下牢骚最盛的时候，当时刘少奇在部队中收集了许多反映给中央写了个情况汇报。这个情况汇报刘少奇杨尚昆都签了字，但彭德怀却觉得与自已观点并不相同因而没有签字。
　　于是汇报便以刘少奇杨尚昆的名义电告中央了。
　　按理这个汇报也是“政治部主任”掌握部队思想动态的份内工作，然而据说这个汇报里反映的意见是跟林彪那些“弓弦”、“弓背”的议论差不多——这也不难理解，跑路的怨气大家都有，象“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也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愿当伤员！”“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什么前方后方，前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之类的牢骚话，非常普遍，肯定也会传到中央决策层诸公耳中，如此便让读到了这个报告又读到了林彪那封信的毛泽东很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些猜测：林彪这封信后面会不会不还有什么“始作俑者”？有人说、彭德怀曾鼓动林彪闹情绪。从种种迹象分析．十有八九不虚。不然，林彪为什么单单提出让彭德怀直接指挥部队呢，彭德怀为什么又不在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的电报上签字呢，是否是为了避嫌？所谓虚则实之，一种计谋。此外，洛甫（张闻天）也不大明朗，每每反映王稼样的意见，面露模糊之色．是不是和彭德怀达成了某种共识……
　　毛泽东肯定非常恼火：我等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好容易才使这支队伍暂时摆脱困境，现在就连一直都没有服气的博古、李德等人都没了话说，自己的爱将却对自己发难了！而前头还有恁长的路要走，恁多的事儿要办，要不解决这个问题，还怎么去走后头的路，办后头的事儿？
　　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据说张闻天和周恩来读了林彪的这封信后，也认为信中流露的是一种消极情绪，既不利于团结，又有碍于发展，必须予以澄清、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而此间张闻天本来就听到过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的不少意见，也觉得应该开个会让大家议一议统一一下认识，遂提议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下边议论的事拿到会上来说道来解决。
　　于是中央决定在会理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2日，中革军委向与会者和有关当事人发出会议通知：
　　
　　A、党中央决于今十二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望彭（德怀）、杨（尚昆）、少奇三人及林（彪）聂（荣臻）赶于今午十四时到铁场。
　　B、彭（德怀）、杨（尚昆）不在时，由叶（剑英）、袁（国平）代理指挥。
　　C、林（彪）、聂（荣臻）不在时，由左（权）、朱（瑞）代理。（8）

　　是日14时，会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
　　这个“铁厂”所在地域现在是会理的红旗水库，会址已没入一片汪洋而无从寻觅。会议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纪录，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也只是与会者的一些回忆，甚至连会议究竟开了多久也有多种说法，有称当晚就结束了的，有称开了三天的，等等。
　　这个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现如今对这次会议作文学性扫描的作品很多，中间夹杂着许多与会者的发言。这些发言很多都没有原始出处笔者也不敢胡乱引述，只能根据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刘英等与会者们或知情者们有限的回忆资料，将会议的基本概况和结论作一简要归纳：
　　一、会议是中共中共总负责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总结发言，肯定了四渡赤水以来的军事指挥。
　　二、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对四渡赤水的战略行动作了总结，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什么”，还称“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批评彭德怀“右倾动摇”。
　　三、彭德怀批评了林彪：“林彪同志这封信，事先我并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的。我也认为是错误的。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局面才出现转机，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极不适当，提出我更不适当”，同时还作了自我批评：“由于在土城、鲁班场战斗没有打好，给部队增加了许多困难．觉得这样打下去不行，因而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
　　彭德怀对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和误解没有辩解，后来在自述称他当时的想法是“日久自然明”。
　　一九五九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为此作了说明：我写的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
　　四、林彪在会上作了解释：“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针对部队的疲惫状态……”。
　　五、周恩来、朱德等在发言中都支持毛泽东，批评了林彪。
　　六、除了会议发言中被点名批评者以外，毛泽东对张闻天、王稼祥等也产生一些看法，认为彭、林的牢骚和信件与他们也有关系。7年后在延安整风期间，因有人反映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拔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小组”，张闻天还专门找到有关人士调查取证，并在自己的“整风笔记”中对此说予以澄清。
　　……
　　林彪写信这件事儿在“副统帅”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后被上了很高的路线纲，甚至八九十年代还有文学作品称此间的林彪鼓动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是假，自己想谋取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是真，不知道这些说法都有什么过硬的客观依据。其实那个时候的“林总”虽然很能打仗，在中央领导层眼中却仍然是个“娃娃”，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和军中地位甚至还低于彭德怀——彭德怀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还曾经是合作者的关系，而同时期的林彪跟毛泽东最多也只能算作师生；彭德怀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林彪那时还在这个圈子之外；彭德怀曾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而林彪那时就是个军团长。就是放开让大家投选票，也不可能有人把“林总”选出来挂帅。说得再不好听一点，就是选出了彭德怀，也轮不到林彪。这一点，当年的“林总”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会力荐彭德怀挂帅……
　　那会儿的“林总”，想谋取帅印的可能性，极低。
　　要知道，“林总”那会儿可不是什么“副统帅”，离最高统帅的角色，还差着老远一大截哩！
　　其实林彪当时的想法很可能是非常单纯的，就是对走“弓背”不走“弓弦”不满，要渲泻一把。渲泻的方法、渠道也基本没有问题——除了了私下鼓动彭德怀挂帅以外，党的干部，写信向党的中央反映意见和情况，就是说错了，也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跟“路线”应该说没有多大瓜葛。“路线”什么的，那是要以“政治纲领”为依托的，而那会儿还是个“娃娃”的“林总”，恐怕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纲领”……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会上对彭德怀、林彪的批评带有很大的情绪化成份，纲也上得有点过高——对林彪甚至还有“不是说服而是压服”的“家长作风”之嫌。对张、王、彭等的猜测更是缺乏调查研究的客观基础，会理会议上的“批评”也好，“自我批评”也好，应该说都是比较粗糙简单的，并没有完全达到与会者都“心悦诚服”的效果。
　　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会理会议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也是勿庸置疑的。大敌当前，领导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团结对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不管是谁的队伍，都不会放任各种有可能破坏团结涣散军心的言行任意泛滥。而会理会议的确起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的积极作用，维护了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也维护了红军领导层的团结，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尔后突破敌人的大渡河防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个重大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考虚到当时紧迫的战争环境，会议的简单粗糙色彩应该还是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
　　其实会理会议之所以取得了积极效果还有最本质的一个原因：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队伍是党的而不是哪位将领的个人私产。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当时的林彪，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红军将领，就是有意见有牢骚也把没有将这些意见牢骚与个人的私利联系起来，意见和牢骚的初衷与动机与毛泽东等的殚精竭虑从根本上来说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一致性”，他们才会在此后更多、更严峻也更复杂的军事斗争中，逐步接受、领会和实践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并且还成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科学体系的重要建设者。
　　很难想像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一支队伍能够与之相匹。
　　历史是属于成功者的，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抢渡金沙”的战略大机动中，以其出色的战争指导艺术，将濒于覆灭边缘的中央红军从危境中挽救出来，使一次本属被动败走的“逃跑”，变成了一次堪为今古奇观极具主动色彩的战略大机动，目光远大而脚踏实地，视野开阔而匠心独具，在这一场对手和战友们都予以了非常关注的特珠“考试”中，战胜了力量强大气势逼人的对手，也赢得了众多曾经“政见不同”的战友，这为他最终成为全党全军衷心拥戴的领袖人物，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蒋公当然是最大的失败者，蒋公把一场大气磅礡的“追剿”，变成了一次疲于奔命赔钱赚吆喝的“送行”，虽然也借机攫取了“黔政”染指了“川政”得了不少外快，但放走了最大的对手，而且再也没找到比这更好的“剿灭”良机，最后还把江山都送给了人家，甚至就连掺和这场“剿匪”的众多诸侯和下属，都成了对手的朋友对手的座上客有些还做了对手的官儿……
　　蒋公赔的本钱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此后跟“朱毛”打交道，蒋公基本上就再没有过赚钱的机会了。
　　会理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决定了一件大事：
　　中央红军在会理稍事休整后即经西昌北上，抢渡大渡河，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理会议期间，红三军团主力正为筹粮筹款而围攻会理县城。
　　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先后向中革军委建议，会理非通衢要冲。红军攻城，为的是筹粮筹款，解决给养问题。既然咫日难克，劳师费时，又徒增牺牲，攻之无益。不如断然弃之，以赢得时机，保持主动。
　　中革军委决定：撤围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伺机抢渡大渡河，寻求新的机动。
　　5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和红九军团开始分别从会理、宁南北上。
　　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另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拉开了序幕。
　　

后记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也早已被编成了歌曲到处传唱。然而艺术化的概括终究还是不能替代对历史本原的考量，而那个在战争史上蔚为奇观的战略大机动之神奇魅力又绝非艺术作品所能传神尽述。所以笔者很久以来就一直有一个宏愿，要弄出一篇既有史料价值又具可读性的文字来把这段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逐一再现，以使更多的人们更多地了解当年那些为了崇高理想而浴血转战的先贤们艰难跋涉的坎坷历程，以及他们在极为严峻艰险的环境中把人类的勇敢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的精彩表演。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和领袖人物那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完全可以诠释为一系列条件苛刻的高难度考试。在这种置于战争舞台的考场上，赴考者面临的不仅仅是环境的重压和对手的锻击，还必须通过自己战友和同志们各种挑剔眼光的考量，受到如此关照的赴考者几无从中作弊弄巧行“弓弦”走捷径之可能。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之战，在毛泽东此前此后所经历的“一系列条件苛刻的高难度考试”中，属于难度系数最高一档。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才开始被他的战友和同志们更深刻地认识、接受且心悦诚服地予以拥戴，最终成为了全党领袖和全军的最高统帅。
　　历史是一个不规则的多面体，位于不同的视角或许会产生不同的观察效果。作者在本书中着重从当时最为紧要迫切的军事斗争角度来对这段历史作近距考量，当然也必然会带有作者自己的视角局限。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之战虽然已为世人所熟闻，但其原始历史资料仍有发掘整理和开放不够之嫌，这也给作者写作带来了诸多困难。为保证本书的严肃性和严谨性，作者在引述敌我双方有关历史文献和回忆文字时均注明引证出处，对有明显错讹之处或存疑待查的资料也在脚注中予以标注。缺乏原始证据和证言的双方有关活动，作者都作为 “一家之言”以“推测”方式向读者阐明，而且尽可能地通过实地踏勘和调查的方式予以补充。
　　作者在每一章都绘有双方角逐路线的详图，但因条件局限，无法找到当年的大比例尺详图。只能在现有的四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一边作校正一边进行绘制。中央红军长征距今已逾70个年头，其间行政区域多有更动，当年地名与现在地名也有很大差异，还多有迁徙、更名、分治、合并等变故，加上红军长征时在相当一段时间也没有大比例尺详图，只能靠略图和侦察情况来决定行动路线，故而当年部署和电文中许多地名都是根据当地群众口头提供的地名译音而标注的，与现在的地名差异很大，作者考据订证颇费功夫，却依然无法保证没有错讹和遗漏，全部进行实地考察又受各种原因的限制无法在近期内完成。对此，作者恳请读者予以谅解，并希望提供更正意见，以在本书再版时予以订正。
　　作者谨向成都电视台经济资讯服务频道以下领导和同事为作者提供的写作支持忱致谢意。本台领导对作者的写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作者许多同事为支持作者的写作和外出考察，经常无偿地承担本应由作者自己承担的本职工作及节假日值班任务。没有他们，很难想像作者能顺利完成本书。

柳耀辉张家禄陈拓平王善忠
杨　栋齐德琼傅爱武曾宪华
唐　颖李　键陈必胜邓志仁
苏　慧严宗宝党小红吕宏津
刘　畅朱　莉陈　键党冬芳
　　

　　还有四川凯旅摩托车俱乐部的唐皓、张林、王旭、胡旭辉、王艺森、冯光瑞、杨立、胡逸飞、张吉、裴红信、叶光伟、张晓龙、恒鑫、李力、杨亮、孟传淦等摩友。凯旋摩托车俱乐部可以说是全国率先开展“红色旅游”的摩友团体，作者自驾摩托考察长征路线时得到了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与帮助。作者作为凯旋摩托车俱乐部的会员，为有他们这样的队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在实地考察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共赤水市宣传部、赤水市旅游局、中共习水县委宣传部、习水县土城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赤水市委宣传部的何世灿同志、赤水市旅游局袁长江局长还陪同作者徒步踏勘了黄陂洞、复兴场、青杠坡、箭滩等战斗的旧战场，习水县土城镇罗永赋书记也为作者在土城青杠坡战场的考察活动提供了诸多方便，在此谨向他们忱致谢意。
　　
　　
　　上一节全书完
　　

图10-1：中央红军从会理、宁南北上西昌行动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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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聂荣臻回忆录》第258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
　　（2）《蒋中正命二路军派队赶赴洪门白滩追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龙云命滇军向各渡口进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朱德关于我军已全部渡过金沙江及当前任务致罗炳辉、何长工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5）《龙云为追击红军未果电请蒋介石严行议处》，《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4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6）《朱德关于我军在会理附近停留五天进行休整的部署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7）[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45～第14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8）《朱德关于十二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长篇连载：《得失（上）·非常轨迹⒆》

zhoujun — Tue, 04 September 2007 07:57:30 +0800

中央红军还有一路渡江纵队——红九军团，5月2日这天他们也进了会泽县城。那天上午10时，红九军团包围了会泽县城。军团长罗炳辉让人抬来一张桌子，他站在桌子上操着云南乡音让“乡亲们”们开城出降。会泽是个重要商埠，里头的买卖人都不想打仗，守军又都是民团没有正规军，商会便推出代表提出要跟红军“谈判”。守军瞅着“罗匪”队伍那身整齐的行头也知道打起来不是对手，正琢麿如何拖延时日等候“龙主席”发兵来援，于是便顺水推舟也说是要“谈判”。
　　罗炳辉心中有数，知道现刻的会泽是座孤城，根本不会有什么队伍前来“救援”，心中不着急他也笑呵呵地答应：看在“乡亲”的份上，我们可以暂时不打先谈谈再说。

尾声得失（上）

一
　　

　　中央红军中路纵队渡江先遣队是由“三人小组”成员周恩来亲自交代的任务。
　　渡江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由军委干部团政治委员宋任穷率干部团第二营及工兵、李克农所率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人员及张明远所率军委侦察队组成，陈赓率军委干部团主力紧随其后。
　　先遣队受领任务后，5月1日即以急行军进至禄劝县境的团街。
　　进至团街安排好宿营后，刘伯承找来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军委侦察科科长胡底、干部团政治委员宋任穷、干部团第二营副营长崔海元及军委侦察队队长张明远等开会，研究如何抢占皎平渡口。刘伯承一句话给会议议题定了调：“抢占渡口的首要任务是抢船，有船才能渡江，这是渡江行动的关键，今天的会议就是研究如何抢船！”
　　大家热烈地讨论了一番，共同的看法是大部队去抢船目标大容易暴露，虽然据情报江岸没有敌人的正规军，但民团、守望队之类的土老肥恐怕还是不少，要是大部队闹闹哄哄地就这么着去了，大概还没到江边儿人家就把船毁了，咱们也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了。
　　如此，只有派小部队前去执行这个任务了。
　　李克农提议，由军委侦察队队长张明远带一个5人侦察组前去执行这个任务。刘伯承表示同意，并与军委干部团政治委员宋任穷商定，由干部团五连连长肖应棠率五连掩护侦察组行动，于次日去皎平渡抢船。
　　刘伯承以罕有的严峻语气告诉张明远：“这个任务完不成，你不要回来见我！”
　　那天军委纵队随中路渡江先遣队跟进，当晚宿营于禄劝小仓街（今翠华）、界牌一带。后卫红五军团进至柯渡，准备掩护继进部队及打击可能尾随而来的追敌。渡江左纵队红一军团则以红一师为先导，由果东、冷水沟进至禄劝的岔河，尔后兵分两路，分别袭取禄劝、武定县城，午后14时，右路部队轻取元谋；19时30分，左路部队经40分钟短暂战斗，拿下武定县城。
　　两县民团，俱作鸟兽散，两县县长，都成枪下鬼。
　　同日，渡江右纵队红三军团从新老鸡街以北地域出发，经拖古鲁、茂色、杨柳村、点莫村，进入禄劝县境的狗街，大休息后又兵分两路，分别经北鸟、上下泥土衣、下益里、大木克村和阿之故、团街、笔架山、雾老照箐、多卓泥，进至荒田、岩子脚、火铲（今宏德）、阿纪古一带宿营。
　　这一天，仍无追兵与“朱毛”接战驳火。
　　那天“剿匪军”各部的进止位置为：薛岳总指挥部及第二九五旅温良部进至马龙，吴奇伟部进至易古、草鞋板桥之线；周浑元部先头第十三师万耀煌部经乌龙潭、寻甸进至达那郎，而湘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赶到宣威后又紧追红九军团到了者海。这几路人马都跟“朱毛”离着老远，加上这两天天气不好，航空侦察没法进行或者进行了也“看不清地面情况”，所以从蒋公、“龙主席”到每一个“剿匪军”官兵，这当间统统都“失去匪踪”。
　　于是，蒋公和“龙主席”在与“朱毛”失去接触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其动向的判断。
　　5月1日一大早，蒋公在东西莫辩之际，竟然弄出了这么一个左右逢源的部署：
　　
　　中意匪之窜向虽未判明以前，而我军部署不妨预定如下：㈠第二纵队（周浑元纵队），即由寻甸附近向会泽转进，而以巧家与会泽间之金沙江南岸为目标，如匪果向元、武、则该纵队即由会泽向西转进兜剿。㈡第三纵队（滇军孙渡纵队）即抽6团以上兵力，立向禄劝、武定分途前进，且需星夜兼程，必超出于匪先头部队之前迎头堵剿，而以其余两旅协同第一纵队，分左右两路齐头紧＜跟＞追剿；此无论匪徒往西往北，皆不至被其偷窜，务期歼灭于南岸地区也。（1）
　　
　　我的个天，蒋公这是在干嘛？人家往哪儿去你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大的信心？
　　蒋公想面面俱到，结果是面面俱不到。
　　说来说去都是“龙主席”惹的祸，他要不釜底抽薪把正“衔匪猛追”的滇军子弟兵们给硬拽回家，哪能那么容易地就“失去匪踪”？这会儿的蒋公，不定在心里头把这老不死的“龙主席”怎么个“娘希匹”哩！
　　虽然“龙主席”现在与蒋公一样也“失去匪踪”了，但他老人家的心境却比蒋公松快多啦！现刻的他已经判明，“朱毛”不会来要昆明，他们前两天在嵩明、杨林、板桥的闹腾，那是在玩儿“兵不厌诈”，要掩护其“别有他图”。而“朱毛”不进昆明，蒋公就没来由进昆明，就是蒋公想进昆明，老夫跟前儿还有4旅之众全套法国装备的子弟兵哩！你以为老夫是那个被人卖了还替人点票子的王家烈呀？嗤！
　　当然，“龙主席”也不是敢跟蒋公翻脸儿对着干的主儿。蒋公那些冠冕堂皇的命令他还得冠冕堂皇地去操办。在瞅清楚了薛岳部队没有进昆明之状而是继续西进“追剿”后，“龙主席”还是派队伍作出了与之呼应的“堵剿”之态：令刘正富、安恩溥两旅人马自5月2日起经富民向武定、元谋“截击”，而鲁道源、龚顺壁两旅则出嵩明在周浑元部左侧翼“跟追”（2）。如此，既能对蒋公交代，又能监视中央军且“掩护本省”，何乐而不为？
　　说实话，这会儿的“龙主席”对“剿灭朱毛”这件事儿已经不抱什么信心了。想想，自入黔“追剿”以来，多少日子了？光瞅见“朱毛”玩弄自己玩弄蒋公，就没瞅见“朱毛”被自己或蒋公算进囊中哪怕一回！“聚歼”良机每每伸手可及，又每每转瞬即失！自己和蒋公所有的判断和部署，都是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在人家一番出乎意料的动作之下倾刻就化作无用功。“捷报”时时传，“朱毛”天天“窜”，“窜”来“窜”去，竟然“窜”到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来了。当初要不接蒋公这顶只能看不能用的官帽子，不去省外揽那个揽不了也御不掉的“剿匪”若差，能有这麻烦么？这下好了，一“窜”就成双成对地“窜”来，而且都是好请不好送的主儿……
　　“龙主席”心中的九九“朱毛”未必知道，他们能知道的是：如果滇军重新加入跟追行列，就意味着对手天平上又加上了一块重重的砝码，如果不能及时渡江而对手们又都撵了上来，中央红军主力就将被压迫于金沙江深山峡谷之中，被迫与优势敌军背水一战，如此全军覆灭的阴影马上就会把这几万红军战士给死死罩住……
　　5月2日，中革军委再度明确各路渡江纵队路线及先头部队到江边架桥的时限：
　　
　　甲、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经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290里），一条经小仓街、龙海糖、石板河、绞西到绞平渡渡江。洪门口、绞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舱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二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作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倮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
　　乙、我一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人向西，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二十九分队赶于4号上午到绞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丙、我十三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派工兵先行架桥），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4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取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
　　丁、三军团主力随十三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郎之敌向五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戊、三军团全部应于大松树以前带足三天米粮。（3）
　　
　　中路纵队渡江先遣队的侦察组日前在团街找到了一个家住会理的小买卖人当向导，这天凌晨时分就出发赶往皎西去抓皎西的彝族区长金期生——皎平渡的船只都归这位金期生管辖。侦察组一身“中央大军”行头很能唬人儿，沿途的民团、守望队见了也只有点头哈腰让路的份儿，所以中午时分侦察组就进了皎西坝子。
　　然而侦察组行至皎西区公所不足百米之时，却发现百余名守望队员抬着一顶轿子正往西北方去，这显然这是区长大人正在出巡。侦察队长张明远掂量了一番觉得不好下手，敌人虽是土老肥但人数众多，自已只有五支驳壳枪恐怕没有把握将其活着拿下，而万一要让这家伙跑了反而打草惊蛇坏了大事儿……
　　张明远决定放过区长大人的队伍，直接去区公所抓一个管事儿的人物。
　　侦察组大摇大摆地闯进区公所，以“中央大军”的派头要区公所一位代理区长的胖文书带路去江边“集中船只封锁渡口”，胖文书见来者是一杠三星的上尉军官自然不敢怠慢，马上叫来了一位名叫王理汉的管船人交代他“带老总们下江取船”。然而这时担任掩护的干部团五连还没到达，张明远等不明江边敌情也不敢贸然跟他到江边“取船”，便一边缠住区公所的人“准备粮草”，一边焦虑地候着肖应棠率干部团五连到达……
　　侦察组一等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15时仍没有见到肖应棠的干部团五连，却看见皎西村的人们骚动起来，张明远出门观察，一眼就瞅见皎西坝子西边有一支队伍正从小道向杉乐前进，不用说这正是先遣队的人马。张明远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马上让胖文书和管船人一起出门“落实粮草”，而此刻胖文书虽然已经瞅出了名堂，但侦察员们大张着机头的快慢机却让他再有意见也只好选择“服从”。
　　张明远一路疾行赶到杉乐时已是19时半，没看见肖应棠的五连却看见了刘伯承坐在一棵大树下。原来刘伯承判断张明远已在肖应棠掩护下直奔江边了，便没进皎西而直接来了杉乐。这会儿跟张明远一照面儿这才知道肖应棠与张明远并没有在一起，而刘伯承身边除了一个几十人的警卫连现在就没有什么部队。
　　刘伯承盘算一阵便命令张明远：“你们吃点东西马上出发，肖应棠来了我让他们来追你！”
　　于是侦察组又押着管船人上了路，谁知这个管船人已经知道这伙人不是“中央大军”而是“赤匪”，半道上以解便为由逃之夭夭，弄得张明远既懊丧又紧张：好容易弄来的夺船关键人物就这么着跑了，现在又不敢追又不敢放枪该如何是好？
　　管船人跑了向导就成了张明远们的唯一希望。虽然一路上跟向导掰活的张明远已经看出这是位忠厚老实的小买卖人，但事已至此他们也不能不防他也撒丫子开溜。张明远一递眼色侦察员们不由分说一根绳子就将向导连人带背篓给扎了个结实，然后拽着绳索牵着拉着人家往前走。如此弄法张明远也很觉得过意不去，便一路继续跟向导“冲壳子”套近乎缓和气氛，而向导却显得非常大度表示理解：“我做买卖走南闯北见得多了，晓得你们是啷样的队伍！”……
　　这位向导还真是个好人，就这么着还任劳任怨地把侦察组带到了江边。
　　过了皎平村到了江边的拉戛厂渡口，张明远远远地就瞅见月光下有两只木船正漂在江边。
　　张明远差点乐出了声儿，他吩咐几个侦察员把木船看好便直奔船房去找船老大。
　　船老大张朝寿这会儿正在船房里吞云吐雾过烟瘾，见几位“中央大军”来了竟然一点也不惊慌，而且一开口就称“你们不是国军是共产军”。张明远等见人家很有眼力件儿也就不再隐瞒身份，当即捧出烟膏“请各位船老大尝个鲜”，一来二去大家就侃成了朋友，张明远这才知道对岸还有两只船……
　　凌晨时分刘伯承也来到江边，见了船听了情况立即派人传令：“让肖应棠带五连跑步上来。”
　　肖应棠的五连这天不太运气，他们找的向导是个鸦片烟鬼，一路走一路要抽十分烦人，所以折腾了大半夜还是落在刘总参谋长的后头，直到5月3日清晨7时才赶到江边。刘伯承见五连赶到即令张明远和肖应棠乘船过去夺取渡口和船只。十分庆幸的是对岸厘金局收税几十名税丁们都窝在房子抽鸦片烟，江岸上竟然没有放出任何岗哨，张明远肖应棠等当然也很轻松地夺下了渡口也得到了船只。
　　中路渡江纵队先遣队在皎平渡口一下子就得了4条船，“朱毛”头上的乌云当下散去了一半。
　　

二
　　

　　5月2日这天蒋公“龙主席”仍然在苦觅“匪踪”。
　　蒋公终于还是没能挡住“匪窜会、巧”的诱惑，把已从平彝（今富源）迤后所转用于西进“追剿”、现刻已进了寻甸的周浑元纵队第五师、第九十六师又一次拽回了头，再次转用于“会、巧”方向，令其“由寻甸经功山，取捷径限支日（5月4日）到会泽，以会（泽）巧（家）间之金沙江南岸为截剿目标，如匪窜元（谋）武（定），则由会泽向西转进围剿”（4）。
　　于是蒋公西进“追剿”的天平上又少了一个砝码。
　　那天蒋公的队伍仍然离“朱毛”很远，最先头的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也才进至柯郎，从昆明出发前去“堵剿”的滇军先头也刚过富民，而中央红军主力三路渡江纵队先头已经接近了金沙江边：左路渡江纵队红一军团先头师已进至元谋、武定交界处的新街，军团主力紧随其后也进到了老街附近；右路渡江纵队红三军团亦进至撒营盘，先头部队红十三团正扑向洪门渡口（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中路渡江纵队当日全部进至团街地域准备渡江。
　　就是掉在最后头准备阻击追敌的后卫红五军团，当天见无敌追来，也进到了小仓宿营。
　　“朱毛”的屁股后头，已经好几天没有枪声了。
　　中央红军还有一路渡江纵队——红九军团，5月2日这天他们也进了会泽县城。那天上午10时，红九军团包围了会泽县城。军团长罗炳辉让人抬来一张桌子，他站在桌子上操着云南乡音让“乡亲们”们开城出降。会泽是个重要商埠，里头的买卖人都不想打仗，守军又都是民团没有正规军，商会便推出代表提出要跟红军“谈判”。守军瞅着“罗匪”队伍那身整齐的行头也知道打起来不是对手，正琢麿如何拖延时日等候“龙主席”发兵来援，于是便顺水推舟也说是要“谈判”。
　　罗炳辉心中有数，知道现刻的会泽是座孤城，根本不会有什么队伍前来“救援”，心中不着急他也笑呵呵地答应：看在“乡亲”的份上，我们可以暂时不打先谈谈再说。
　　谈判的结果是午后18时守军开城门，届时不开，红军即行攻城。
　　到了午后18时，东、南、北门果然大开，红军战士们欢呼着一拥而入，而西门守军可能表有问题，到了18时05分仍然是城门紧闭，这时负责攻取西门的红七团团长洪玉良也不再等待，当下便令部队发起攻击，几声枪响后西城门也被打开，守军集体放下了武器……
　　半小时后，会泽城头就到处都插满了红旗。
　　会泽是个富县，钱商聚集之地，还有党组织活动，红九军团在此狠狠发了一笔洋财，一天之内竟然扩红两千人。乐得罗炳辉喜孜孜地电告中革军委：“宣威、东川一带群众对共产党红军很有认识，沿途扩红，群众欢迎拥护我们，在急行军中扩大二百以上。扩红二千，筹款数万是有把握，这种条件很难找”，而红九军团3日拟“以主力向金沙江前进，拟到蒙古（姑）渡江，控置（制）渡河点。架设浮桥队来称，船已封过河对岸，不准人来往。以一个营、政治部留人筹款扩红，如无紧急敌情，4日下午向蒙古（姑）跟进渡江”（5）。
　　中央红军第四路渡江纵队也扑向了金沙江边。
　　说来也好笑，日前会泽县参议会曾迭电“龙主席”发兵救援（6），而那时的“龙主席”还未得到宣威失陷的确切消息，不太相信“罗匪”会那么快就能到会泽，加上被部下的真真假假的叫唤蒙得太多，所以连回的两电俱称“查匪自窜入嵩、寻之后，其窜北窜西尚未明，而其主力并未窜扰宣威，则甚明了。……又28日本部尚派飞机向宣威探查，回报称：该县平静无事。又湘军李抱冰部，亦奉派到宣驻守”，还责问“该县所称，究有可根据，应并详复”（7）。
　　直到红九军团已将兵临会泽城下了，“龙主席”方从别的渠道确悉了“宣威失陷”的消息。这才于2日凌晨1时电告会泽县长：“倾据确报，宣威确于感（4月27日）晨被罗炳辉部失<攻>陷，复向会译逃窜。此间相距太远，兵力不及处接，应由地方官绅斟酌，能守则守，否则相机移动。（8）”
　　而此时距红九军团进占宣威已过去了整整5天。
　　难怪“朱毛”入滇后虽有多位丢了城池的县太爷，“龙主席”却只要宣威县太爷的脑袋。
　　其实“龙主席”要人脑袋的话，首先该要他自己的：谁叫你要去迷信那个劳什子“高科技”呢？人家都进了宣威，当然也就“平静无事”了嘛，你天上的“高科技”还能冲下去揪住一人儿问一问“你是不是共匪”？
　　还有，“匪主力并未窜扰宣威”，并不意味着“罗匪”就不能来“窜扰”一把呀？
　　当然，就算“龙主席”及时知道了“宣威失陷”，他也根本派不出一兵一卒来“驰援”。
　　这还是“龙主席”的问题。
　　最让人好笑的是，“龙主席”明明知道这边“朱毛”“窜西窜北尚未明瞭”，那边“罗匪”已“向会泽逃窜”，却不知为什么还信心百倍地断定：“我安、刘两旅，已先到富民、禄劝之间截堵。将来—经接触则遍地逃亡，流落者必更增加”，而督令有关各县地方官“速设收容所。将所搜索所获之匪，集结一处，严加管束”（9）。
　　直到5月2日晚间“朱毛”中路渡江先遣队已在皎平渡找到渡船之时，“龙主席”好像才终于确定了“匪踪”：“匪现确向元、武溃窜，可以证明（10）”。而事实上蒋公和“龙主席”此刻寻到的“匪踪”，又并非已抵近皎平渡、洪门渡（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的中央红军军委纵队、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渡江纵队，而只是“朱毛”的左路渡江纵队红一军团和会泽这一路渡江纵队红九军团。
　　5月3日，中央红军各路渡江纵队进展神速。
　　左路渡江纵队林彪、聂荣臻亲率红一军团一师由武定新街出发，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从元谋县城东北松树林绕过，当晚进至离龙街渡口不过数十里的黄瓜园。左权等率军团主力则于中午时分攻占元谋。
　　右路渡江纵队红三军团先头红十三团当天进至洪门渡口（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因渡口两岸均无敌情，彭雪枫等很快也找到一只一次能渡30人的小船，红十三团前卫部队将船拉到上游杨家渡江面较窄处，先渡过一部担任北岸警戒，主力则开始架设浮桥。
　　红三军团主力则由撒营盘随红十三团继进，当晚宿营于大松树，准备渡江。
　　中路渡江纵队进展最快，这天刘伯承已率先遣队过江，除以一部组织搭设浮桥外，军委干部团先头营陆续过江向中武山、狮子山运动，并将由通安赶来堵截的江防大队汪保澄部击溃，控制了狮子山制高点。军委纵队当日由团街地域进至坎顿，后卫红五军团除派出游击侦察部队向来路和禄劝方向侦察监视追敌动向外，主力亦进至团街。
　　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这天下午16时率军团侦察连由会泽出发，前往树桔抢占渡口。
　　而同一天里，薛岳总指挥部及第二九五旅温良部仍留马龙未动，吴奇伟部进至羊街一线，周浑元部进至金所村一线，先头第十三师万耀煌部经柯郎、甸尾村进至鸡街附近。
　　“朱毛”身后仍无枪响。
　　“龙主席”以为找着了“匪踪”，这天又开始放大话了：“所幸匪力疲惫，已成弩末，弹药缺乏，人地两生，现窜至元谋，已入大江河套，生路已绝，故解决之希望甚大、天欲灭匪，人需努力，天人訢合，功无不成。昔石达开在大渡河被擒，年月日时，即在此际，似天数已定，特患人谋之不威耳。（11）”
　　这当然是官场上的套话，私下里的“龙主席”可是绝没有这般乐观。
　　5月4日，中央红军4路渡江纵队都已抢占预定渡口，其中3路已开始渡江。
　　中路渡江纵队先遣队当天又从上游鲁车渡守敌手中夺到两条船，现在一共有了6条船，而且其中还有两只是三舱四橹的大船。因工兵经过试验无法在江面搭设浮桥，先遣队即找来36名船工准备日夜摆渡运送部队过江。船工们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天天有猪肉吃，一日不是三餐而是五餐六餐，鸦片烟还管够。
　　傍晚时分，军委干部团全部过江，并随先头营翻越中武山向通安开进。
　　通安镇距江边约25公里，当时是个重要商埠。前卫红五连接近通安时突然与从会东赶来的川军刘元瑭部第二十九团刘伯海营遭遇，双方交火20分钟后干部团主力赶到，陈赓即令特科营重机枪连以4挺重机枪连掩护，尔后吹响冲锋号向敌人发起冲击。川军刘文辉是川军诸侯中最穷酸的队伍，连挺轻机枪都没有，哪里架得住干部团凶神恶煞地这一通招呼，当下便溃下阵来，绕过通安镇向一把伞梁子逃去。
　　那当口川军刘文辉部“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兼第一旅旅长刘元塘正率所部两个营住在通安镇中，从会理一路跑来他们都累了个半死，肖应棠等进镇时他们正准备开饭。要是前卫红五连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就有可能轻松愉快地就搂下这几百人枪。然而肖应棠是个急性子，刚把刘伯海营撵得拼命窜逃他也没把怎么通安的敌人放在眼里，一进镇就举着驳壳枪连开数枪，那意思是告诉人家：老子是“朱毛”红军，你们赶紧排队来缴枪……
　　谁知这股川军虽然家伙不济却也还算是正规军，听见枪响赶紧跑出镇子也确实乱了一阵子。但瞅见肖应棠带的人并不多，又定住了神反扑了回来，把肖应棠等又赶出了通安镇不说，还连续夺回了几个山头，把干部团五连也给逼退到了营盘山上……
　　军委纵队当晚进至江边的永善附近，准备次日乘船渡江。后卫红五军团则紧随而进，当晚进至二道河附近，殿后的一个营则在团街以北的龙海塘附近准备阻击追敌。
　　左路渡江纵队红一军团先头红一师当天也进至龙街渡口，他们沿途征集了不少竹子木材等架桥材料。但一到渡口李聚奎、黄甦就发现对岸有川军刘元塘部一个团（刘元瑭部第三十团，代理团长胡槐堂）在沿江布防，见红军来了就拼命打抢阻碍红军接靠近渡口。原来这一路渡江纵队日前已被“龙主席”研判为已丢失了几天的“匪踪”，刘元塘得到了“龙主席”的通报才急令正驻姜驿的第三十团匆匆赶来阻挡。
　　林彪、聂荣臻即令李聚奎等一边组织部队正面掩护，一边在上游沙沟箐寻觅搭设浮桥的地方。
　　此刻左权等已率红一军团主力集结于元谋城中，而中革军委在获悉左路渡江纵队已被蒋公“龙主席”研判为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的方向后已令左权准备在元谋阻击追敌，一则吸引追敌西向，一则也掩护红一师巩固龙街渡口并架设浮桥。
　　右路渡江纵队红三军团主力当日也赶到了洪门渡口（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一边用唯一的一只船陆续过渡，一边组织部队架设浮桥，然而这段江面虽然狭窄只有百把十米，但却汹涌澎湃风急浪高，碗口粗的竹篾索根本拖不住浮桥架子，一下水架子就被水冲断还把架桥的工兵给冲走了不少。彭雪枫见此情景十分懊丧，但也只得放弃架桥企图去组织搭救落水的同志了……
　　红三军团能够指得上的渡江工具也就只能是这唯一的一条船了。
　　红九军团这边却非常顺利，郭天民等赶到树桔渡口（今会东县新田乡汪家坪鱼坝滩对岸）虽遭到对岸民团的拦阻，但侦察连很快就在船工姚顺彪等人帮助下找到了一只船，侦察连连长龙云贵率一个排在猛烈火力掩护下过江击溃了民团，在渡过三船人马后又在对岸找到了3条船。这4条船来回摆渡不到半天儿功夫就把先遣团全部送过了金沙江。
　　先遣团过江后马上猛扑汪家坪的盐防局，在那里一下子就又夺得了40多条盐船。这一来把郭天民乐得差点晕过去：有了这些船，红九军团数千人马一天功夫就能全部过江。而那天下午时分罗炳辉何长工已率红九军团主力离开了会泽，郭天民等夺得这些船只的同时他们也已进到了焦家坪、小江口一带，次日过江几乎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这是中央红军最轻松愉快的一路渡江部队。
　　当日，在“龙主席”诚邀之下，薛岳总指挥部进驻昆明，第二九五旅温良部进驻易古，吴奇伟部进至富民、城埠营、沙锅村一线；周浑元部第五师、第九十六师进至木树郎、新街村一带；第十三师万耀煌部进至小仓、者广之线；滇军第一旅刘正富部进至石腊塔、第二旅进至龙街（疑有误，或此龙街非金沙江边的龙街），孙渡纵队部和鲁、龚两旅进至武定。
　　还是没挨上“朱毛”一根毛。
　　

三
　　

　　5月5日，中央红军开始大举过江。
　　是日，军委纵队由永善地域出发，进至皎平渡拉戛渡口，随到随渡，至19时，全部渡完。这时因通安镇尚未被占领，干部团前卫营尚在营盘山一带与敌对峙，中革军委即令军委直属队参谋长张经武率军委警卫营前往通安助战，而已从洪门渡（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口过江的右路渡江纵队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兼程赶往通安，协同干部团消灭通安之敌。下午时分，红五军团以一个营掩护军委纵队渡江，主力只进至石板滩、龙郎河一线，准备阻击已进至小仓街的敌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先头部队。
　　军委纵队渡江的组织工作由刘伯承亲自负责，进行得非常有序。6条船全部编定了号码，大船载30人，小船载11人，座舱内全部有座位序号，上船时部队都成一路纵队按序入座。船只不载马匹，马匹缷鞍后泅水过江。那时北岸渡口有十来个百十来米长的“穿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就率总部机关住在“穿洞”中，在那里指挥各路渡江纵队抢渡金沙江。
　　左路渡江纵队红一军团一师这天继续在龙街渡口上游的石花滩架设浮桥，但只架了三分之二架桥器材即已告馨，而此刻尚在元谋的军团主力又已与追来至的滇军第一旅刘正富部的邱秉常支队打响——这是一个星期来“朱毛”屁股后头第一次响起了枪声。
　　红一军团主力预有准备，邱支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立即停步作自保状……
　　右路渡江纵队红三军团这天已聚集洪门渡口（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但却只有一条船，仍无架桥希望。
　　倒是红九军团那一路十分轻松愉快，而且过渡场景浩浩荡荡十分壮观。那天上午10时左右军团主力就赶到了渡口，江中40多条大船往来穿梭，4个小时后全军人马辎重就高高兴兴地过了江，尔后便集结于下游的盐场，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
　　红九军团过江后即以每条船27个大洋的代价买下了所有渡船，并全部砸碎变成了柴禾。
　　此后直到9日，红九军团将下游树桔至巧家一带200余条渡船，全部击毁。
　　蒋公“龙主席”嚷嚷了好多天的事儿，最后还是对手来替他们完成的。
　　是日下午，中革军委鉴于洪门渡（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无法架桥，龙街渡无船，架桥也很困难，而且因对手将左路渡江纵队误判作整个中央红军渡江队伍，红一军团几乎背上了整个追兵的压力，遂向彭德怀和林彪、聂荣臻各下一道电令：令红三军团“有迅速渡河、北进会理消灭刘敌的任务。三军团（缺十三团）如本日到达绞平附近，必须6号拂晓前开始赶到河边渡河，限6号夜渡完；如离绞平较远，则须于得电后立即出发，不顾疲劳，限明上午赶到绞平，不得延误。否则刘、万两敌有夹击我军于江之两岸危险”，“只十三团在洪门渡渡河，烧毁全部船只，并限明兼程向通安前进。协同干部团消灭刘敌，即受陈、宋指挥”，“绞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但部队必须紧接过渡，不得间断”（12）；令红一军团“必须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绞平渡，8号黄昏前渡河完毕，否则有被敌隔断危险”，“从龙街经白马口、志力、鲁车沿河小路直达绞平二百四十里间不能过马、行李，如绕绞西里程或较多，则你们必须日行百三四十里以上，由你们决定。但时限不能延误”，“鲁车两船已集中绞平，志力闻已停渡，但白马口、大平地今须即刻查明，派队抢船，如得手，依船数即以一部或大部从此渡河，则更捷便”（13）。
　　“龙主席”这边好像对“朱毛”已大举渡江的消息全无察觉，这也跟这几天天气不好飞机不能出动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象皎平渡这类小地方原本就不在他老人家的视野范围之内。那天凌晨他给刘元瑭去电报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片地域：“匪自入滇经元、武向江边窜逃，计程将已到达江边，对棉花地（今攀枝花市仁和区东北）及大小渡口对门之倮罗坝（今攀枝花市东区南端金沙江北岸）以等处，最为紧要，希即查照迭电加派重兵，沿江布防外，并盼随时对江岸侦察监视。一旦发现匪情，立刻电达此间为要”（14）。
　　那天滇军表现还真是不错，也可能是在昆明养了几天提了点精气神，除刘正富部在元谋与红一军团开始接触外，其它各旅也跑得很快，连孙渡的纵队部都进了猫街。而同一时间时原本靠“朱毛”最近的中央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却基本上无所事事——万耀煌不知根据什么认为石板河的红五军团阻击部队是“小股掩护部队”，这天根本就没有出小仓向团街“追击”。
　　于是“朱毛”中路、右路渡江纵队屁股后头又是一天没有枪声。
　　5月6日，中央红军左、右两路渡江纵队分别向中路纵队渡口皎平渡靠近。
　　是日午后，红三军团部队陆续赶到皎平渡口开始渡江，先头红十一团过了江正舒舒服服地晒太阳睡觉，周恩来就叫来红十一团政治委员张爱萍，亲自向他交代了一个新任务：率部沿江北岸前往姜驿以南的龙街渡口北岸，驱赶川军部队并接应、督促红一军团迅速向皎平渡口前进。
　　红一军团林、聂、左在得悉军委电令后，于是日清晨便各率主力分别从龙街、元谋抄小路向皎平渡前进。左权、陈光、刘亚楼在离开元谋前令红六团三营前出到元谋城外10里处的白洒坡阻滞追来的滇军。三营与滇军在白洒坡你涞我往打了整整一个白天，天黑后方才撤出阵地跟随主力向皎平渡前进。
　　当晚，林、聂率红一师进至白马口，左、陈、刘则率红一军团主力进至东坡。
　　三路渡江纵队都在向皎平渡靠拢，而此刻通安镇还在川军手中。于是中革军委一边严督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无论如何今天要消灭通安之敌，否则我们就会退到金沙江中去吃水”，一边电令后卫红五军团：“五军团（缺一营）有继续掩护野战军主力渡江的任务。明7号五军团主力仍留石板河地区，以两个营守二道河附近阵地，并前出得力部队伪装主力先头南下，向万（耀煌）敌积极行动，逼敌展开，务阻该敌先头部队不得趋过二道河以北，以便8号能继续阻敌于石板河、绞西之间，不得违误。（15）”
　　正在通安镇与敌对峙的陈赓听到军委直属队参谋长张经武传达的命令后也急了眼，决定在特科营迫击炮火的掩护下，首先夺取通安四周山头，尔后将敌迫至通安镇内予以歼灭。倾刻，韦国清指挥迫击炮和重机枪向山头据守之敌猛烈射击，陈赓亦令吹响冲锋号发起攻击，一时间营盘山附近杀声震天，川军终于招架不住匆忙逃出了通安。红军战士们挺着刺刀挥着马刀一路呐喊勇敢冲击，冲得最快的已经冲到刘元瑭的身边，差一丁点儿就把刘文辉这位骄横跋扈的族侄给抓了俘虏，刘元瑭在左右的簇拥下连滚带爬好容易才躲过了大刀片儿的追杀，其特务营第二连连长陈跃然因为跑慢了一步，还是死在了红军的乱枪之下……
　　这一仗干部团伤亡12人却拾掇了刘元瑭几百人枪，在通安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后还有老者津津乐道这些“戴铁帽子（钢盔）的红军”，说那些红军战士看起来都是十来岁还是“奶声奶气”的娃娃，打起仗来却“硬是一个都打不倒”，身上挎的不晓得是哪样枪，一拿下来就“哒哒哒……”连起响（“花机关”）。
　　而逃出了追杀的刘元瑭一屁股坐地下就放声嚎陶：折损了几百人马回头啷个跟“幺爸”交代？
　　是日，万耀煌部先头部队终于还是进至团街以北的龙海塘，与红五军团第三十九团侦察排有了接触。“朱毛”屁股后头终于响起了久违的枪声。但此刻万耀煌仍然不清楚这里是不是“朱毛”主力，抑或是“主力之一部”，其主力犹犹豫豫还是没有积极进取之状。
　　5月6日是个好天气，这天薛岳本人亲自乘飞行队长张友谷驾驶的飞机到金沙江沿江一带“视察匪情”，飞至龙街渡口时突然发现了红一军团已架了三分之一的浮桥。薛长官见状当即大惊失色，马上向蒋公和“龙主席”报告并派出飞机前往轰炸（16），孰不知这会儿林彪、聂荣臻已经弃此未成之桥而不用，奔皎平渡赶船去了！第二天飞机飞来忙活了半天儿把桥炸毁了却对“朱毛”渡江连屁大一点影响都没有……
　　从这天起风水好像倒转过来了，此前是“龙主席”天天严饬部下联络川军藏匿销毁金沙江各渡口的船只，而从这天起则改由“朱毛”来操这个心了。6日那天，彭雪枫在洪门渡口（今会东县可河乡河门口对岸）用重金买下了那唯一的一条船尔后付之一矩，罗炳辉也得到中革军委电令，要红九军团“彻底焚毁沿金沙江渡口的所有船只，限追我之敌于金沙江右岸，掩护野战军主力过江后在会理地域集中。（17）”
　　5月7日，中央红军渡江行动进展十分顺利。
　　是日中午时分，红三军团全部过江，开始按军委命令经通安向会理前进。张爱萍则率红十一团二营和团侦察排沿江北岸崎岖小道溯江而上，掩护南岸正溯江而下的红一军团向皎平渡赶进，红一军团两路部队在万德附近消灭当地民团一部后合为一路继续前进，当晚进至志力渡宿营。而从树桔渡口过江的红九军团在睡了一个好觉后也开始奉军委命令沿江搜索船只予以销毁，先头部队已直抵巧家附近。
　　因红一军团尚未赶到，中革军委当晚再电红五军团董振堂、李卓然，在通报“渡河极顺利，每日夜能渡万余人。三军团即可渡毕。五军团现在部队只须4小时可渡毕”和“从绞西到江边50里，隘路天险极利掩护，敌即至绞西亦不忧渡江困难”等情况后，命令红五军团“必须用大力本日阻敌于石板河以南，保持石板河于我手中。明8日阻敌于绞西以南，保持绞西、沙老树于我手中，以掩护一军团后（卫）队于8日下午通过绞西，及你们自己于9日安全渡江，决不得违误”（18）。
　　军委在电令中还估计：“万敌孤立，前、昨两日共仅进约百里多，畏缩可知”。
　　因日前万耀煌师先头部队已与红五军团有了接触，董振堂、李卓然也估计到今天会有一场硬仗要打，遂以红三十九团主力配置于坎顿西南山地，以多道阻击防线进行阻滞敌人前进，军团侦察连亦配合红三十九团作战。红三十九团团长董俊元、政治委员黄志勇以主力隐伏于小庙丫口附近的白猪丛林之中，派出警戒部队在二道河北岸为阻击防线，河边路口两翼高地均配置以机枪火力点。
　　还真让军委给说着了，万耀煌师目前确实呈孤立之状，如果中央红军这会儿主要任务不是过江的话，要捏他一把那还真是个极好时机。那天万师先头部队本来已进至团街，却因判断日前接触的“赤匪”系“小股掩护部队”，师主力已奉命折回禄劝，从龙海塘向二道河东派来的仅仅是其别动队一个营。
　　该营上午7时进至二道河正涉水过河之际，即遭红三十九团警戒部队火力拦击而被迫退回。
　　稍后该营又调整兵力又继续攻击，红军却在顶了一阵后向退向小庙丫口附近……
　　万师别动队再往前进，又连遭红三十九团警戒分队的几次伏击。红军每次出击兵力都不多，撕杀一阵又向后退走。于是万师这位营长便认定此乃“匪之小股掩护部队”，遂放胆前进至小庙丫口脚下。孰料这一回杀出的可就不是什么“小股掩护部队”而是红三十九团主力了。红五军团是原冯玉祥部第二十六路军的部队起义过来的，特点就是擅使大刀片作白刃格斗。这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战法万耀煌的队伍可没见识过，当下便败阵而走，一路溃向二道河南岸……
　　这是“朱毛”过金沙江之前最后一次与追敌接触。
　　那天的蒋公“龙主席”并没有因为“航空侦察”这个“高科技”发现了龙街浮桥而变得清醒起来，反倒又一次“失去匪踪”：龙街渡浮桥已被炸毁，显然“朱毛”跟那儿是没法渡江了，没法跟那儿渡江也就只好再觅渡口，如此他们又能往哪儿去渡江呢？……
　　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两公就开始瞎猜。虽然两公日前已得到川军刘元瑭“有匪一部，在中武山渡口（即皎平渡口）偷渡（19）”的报告，但却执着地认为这并非“匪”之主力“窜渡”方向。蒋公猜测的方向说起来有点好笑，竟然是金沙江上游的永仁，而且认定搭设龙街浮桥的红军“必系其右翼（20）”——呵呵，与“朱毛”部署恰好相反，开始忙于协调川滇两省诸侯在金沙江上游的防务分配（21）；而“龙主席”则更是把自己的猜测说得有鼻子有眼：“匪大部窜至元谋前方之龙街，渡江未成，又因我第三纵队超出其前，遂将所有行李完全烧毁，踅窜至武定属之环州（22）”……
　　蒋龙两公这一天好像全然没有在意刘文辉“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的求救电——“通安溃匪仍复折回，现在盘旋激战中，以待滇方追兵夹击。……应请立饬追击部队兼程过江夹击，并望酌派飞机助剿，以期一鼓荡平，勿任迫切之至。（23）”
　　直到5月8日下午时分，蒋公还在对“龙主席”念叨：“匪部狡狯百出，需防其一部分<向>环州回窜，而其主力或重要匪首乘我专重围剿环州股匪时，乘机向仁和、大兴及其以西地区偷渡（24）”，而同一时段的“龙主席”则在对那位求救的刘元璋作纯属敷衍性质的柔性安抚：“查匪数现在二万以上，虽渡江一部，其大多数仍在环州附近。通安得失，无关重轻，仍希举全力赶至江边，实行堵截，以免匪之后续部队源源前进。俟此间将其主力消灭，窜扰通安之匪，亦容易肃清也。（25）”
　　就在这一天，红一军团已陆续赶到皎平渡渡口，开始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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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中央红军威逼昆明抢渡金沙江行动要图
（1935年4月24日～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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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蒋中正命由巧家会泽及禄劝武定进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0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龙云令孙渡进省鲁旅尾追》，《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0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朱德关于我军分由龙衔、洪门口、绞平渡准备渡江致红三、五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26～第3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4）薛岳《剿匪纪实·黔西——滇北——川南追剿情形》，《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71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5）《罗炳辉、何长工关于红九军团占领东川、拟到蒙姑渡江致朱德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28，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6）《会泽县参议会恳请派兵驰援》、《会泽县会议会再请派兵》、《会泽县参议会请派兵驰援》，《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01～第150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7）《龙云复会泽参议会东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0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8）《龙云令会泽县长相机移动》，《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0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9）《龙云饬昭通等处设立收容所》，《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1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0）《龙云报告红军确向元谋武定前进已布置截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1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1）《龙云望滇军将领努力作战》，《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55～第15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2）《朱德关于红三军团主力赶到绞平渡渡江致彭德怀等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3）《朱德关于红一军团兼程赶到绞平渡渡江致林彪等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4）《龙云要刘元瑭加强监视棉花地及倮罗坝》，《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6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5）《朱德关于红五军团继续掩护野战军渡江致董振堂、李卓然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6）《龙云电刘元璋等派兵赴江边截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7）《军委电令九军团》，《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1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8）《朱德关于保持绞西以掩护红一军团后卫队渡江致董振堂、李卓然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9）《刘元瑭报告红军一部于中武山渡口渡江》，《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5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加注。
　　（20）《龙云命滇军各旅星夜兼程驰赴江边》，《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1）《蒋中正命滇军负责永仁以上江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2）《龙云报告已饬一、三纵队向环州攻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2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3）《刘元璋请求派追兵飞机协助》，《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2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4）《蒋中正命龙云派兵驰进仁和以西防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5）《龙云复刘元璋虞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2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