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茶庄

陈郢客：一项事业如何准备就绪·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4】

　　对于一个中等以上境遇者，我们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微环境中，然而这绝非一个可封闭自立的系统，可以默认旁人无关——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外力碾碎小世界的梦后才明白，原来我们每个人并非孤岛。大部分人都是被迫明白的。乱世的人以为自己身处顺世，这是人性最常见的悲剧。也总有人敢于面对真实，比如说：遭逢太平天国时代的曾国藩；亡国灭种阴影时代的毛泽东。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4】
　　
一项事业如何准备就绪
　　
作者：陈郢客
　　

　　毛泽东少有大志，以救国为志业。这大约是最宽泛最容易止于口号迷失于朝夕的目标，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准备就绪的。
　　

【学识】

　　苦读大本之学，亦广阅报刊，有“时事通”之称。一师期间，节衣缩食，为此耗资160元。

【体魄】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刊登了一篇《体育之研究》，作者即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文章是杨昌济向陈独秀推荐的。文中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主张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并提出一个有名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文中还介绍了一套自己编的体操。他当日的锻炼项目有：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毛后来回忆说，“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众所周知，毛泽东喜欢游泳。据他回忆，“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他在实践孟子的主张，“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他所言，“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同仁】

　　第一个伙伴就在他的身边：萧子升。杨教授曾云“三杰”即毛、蔡、萧。
　　他们在湘乡东山学堂就认识了。萧子升比毛小一岁，因为毛一番辗转才入一师，萧比毛高了3级。
　　1915年，某夜他们在学校后山讨论创办社团改造中国的计划。他们希望结识一批有才智、有理想的青年，有10个就可以建构一个社团的基础。彼此鼓励沟通，共享知识，携手共进，最终目标：救亡图存。
　　毛泽东自述，“这时我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要求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了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中一共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回答。”三个人最终反对或背叛共产党，“半个人”即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毛泽东干脆自己动手，刻字印刷，将“二十八画生启事”寄到长沙的所有重要学校。湖南省女子第一师范学校第一次收到这封信时，非常猜疑他的动机。
　　倒是本校有人在广告栏看到，积极回应了他。毛此时颇有感触，回复说，他的来信如“空谷足音，跫然色喜”。这个人叫罗章龙。他们在图书馆见面，毛泽东直接问他读什么书，两人理念相近，终成朋友。
　　新民学会的骨架就是这么慢慢搭起来的。

　　在此我得杂话一位古人：王夫之（船山）。中国文科不仅有正经学问，亦还有伟大的“经世致用”传统。所谓“经世致用”，非指当日炙手可热，而是直面问题，救弊所失，若当世不可为，则播未来之种，图以长远。这样的学问，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学问，对称且不逊色于西人所言知识分子“批判与守护”的职责使命。我在【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4）曾感慨，【遗民顾炎武、王夫之诸人，深感旧式系统无力，致“经世”学问，——机会已失，这代有抱负的士人咀嚼苦果，沉痛不已，遥指未来。】
　　新民学会便是继承王夫之、曾国藩精神的产物，同时，毛也曾是“船山学社”的会员。300年终于结果，这亦是可堪寻味的中国历史。
　　新民学会参与了几件大事：组织湖南青年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驱逐军阀张敬尧。
　　1920年，新民学会部分学员投向共产主义，名单如下：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
　　毛后来回忆说，“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会员的大部分，在一九二七年清党时期都被杀了。”

【调研】

　　漫游中国大约是每个青年心头涌动过的梦想，不过毛最终落实为“调研”，非止旅游主义者浮光掠影的一瞥。
　　毛泽东自述，“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
　　1917年暑假，萧子升已经毕业，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他决定暑假“做一段时间的乞丐”，之前体验过几天，感觉不错，这次想体验得再久一些。毛泽东和他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出去“行乞”。两个人身无分文，只带了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墨盒和雨伞。
　　两个人离开长沙，一路步行。路过何叔衡的家，何叔衡很是震惊，“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毛泽东回忆的口吻是愉悦的，“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
　　可惜，萧子升后来和毛、蔡分道扬镳。“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毛1937年自述）
　　同仁终歧路，早有端倪。1919年，蔡(偕向警予、妹妹蔡畅）、萧均赴法勤工俭学。
　　
　　【和森在八月十三日（注：1920年）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际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
　　
　　【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后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位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又穷期，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一一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无政府――蒲鲁东式一－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
　　
　　毛的意见是：“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他之前听过罗素的讲演，罗素的主张和萧、李近似。
　　
　　【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总言之，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主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守下，更要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下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或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同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要向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只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
　　
　　在新民学会中，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不务空谈少有空想的做事的人，而且是厚积薄发能沉下心气做事的人，理想和务实因实践而妥帖融合，屡进一步。萧和蔡都去了法国勤工俭学。新民学会和蔡元培诸人搭上线，在勤工俭学运动中是主要的组织者，毛泽东若想留法，是极其容易的。但他1919年初送别第一批留法同学时已有定见，“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1919年，洋博士一纸文凭，不啻跃过龙门；没这张文凭，有本事的也被人看不起。已任北大教授的刘半农被逼无奈，只好20年代去法国补修了一个“博士”学位归来。求真功业而不计文凭的，世家陈寅恪可算一个，农家青年毛泽东的取舍，更见胆识魄力。民国海龟们不知，放在手边的“机会”敢不要的，胸中构图，何其旨远。
　　新民书信中可见毛超越才俊们的视野：
　　
　　【会友张田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肖子璋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经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很快，他认定，要做事情，唯有坚守中国这方土地——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比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拟从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拟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致。】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他不反对别人出国，也赞成大留学政策，“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但此时，他的目光已有凝注，中国实践事业百废待兴，更值与共。
　　这是他人生极其重要的一次选择。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时代是民国了，可是太阳之下，少有新事。袖手谈心性的旧式士大夫们，彼时不过穿着教授的衣袍，夹杂若干洋文，谈谈时髦的主义而已。谁愿意真正扎下去做中国的功课？
　　站在今天回望，我们明白，这才是件最“了不起”也最“新”的事情。这是开天辟地的一条新路。这条路非大定力者大见识者大刻苦者大努力者真正愚者圣人不可为，而毛，不仅选择了这条路，而且真走通了。我们每一个人，均受益其中。
　　萧子升后来写了《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对“行乞”体验有非常生动的描绘。萧子升强调旅行的创意属于他，不过体验和事业向来有根本的不同：一个是兴之所至；一个是精诚所开。前者或许是一次性的，后者却是终生互动的行知实践。
　　他们在路上讨论起中国的家庭制度。毛说，“我以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萧子升则中庸许多，“把儿子完全当做家庭的私产，一定要站在父母一边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过，“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的国家观念和夸大的家庭观念是一样有害的。”听起来萧子升的分寸感更得当，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不可能是改变中国的那个人。他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温和中庸；偏偏时代的问题就横亘在那里，是绕不过去的。你可以在语词里化解，可没有对症下药的胆识、智慧和勇气，语言游戏不过是一场自欺的幻觉。
　　世人皆知蒋、毛均学曾国藩，不过蒋得皮毛，毛得精髓。曾国藩在道光24年三月初十日的《致温弟沅弟》的信中说，“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辩证法的种子，可不是黑格尔、马克思独有；中国的阴阳、正奇……颇耐琢磨。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其实，芸芸众生间，亦自有境界不同。譬如说，可以简要分为：未知规矩者；懂得规矩者；有立有破者。但凡懂得并遵循规矩，已可一生衣食无忧。让钱学森先生记挂担忧的“创新人才”，其实便是人数最为稀少的“有立有破者”。要知道，只有心脊坚实，方真正有立；有立，更进一层，方有真正的“破”，轻易言破的，往往是大话嚷嚷派的。
　　我近年才懂得这道理，读书也罢，做事也罢，真正的牛人都具有严肃、认真、质朴的品质。王国维先生学问做得好，鲁迅曾说他“老实得像火腿一般”，颇为精到。这位王先生，是往死里认真的。我不是说他的死，其实他的死可以想象，正如闻一多先生的死也可以想象一样。他们都是死命认真的人，读书打下如此烙印，人生归宿亦是证明。王国维起初苦读大本哲学，入门读康德，觉得不对路或不可解，转进读叔本华，“大好之”，然而到了1907年，王国维对哲学幻灭，“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意识到了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所言“解脱”的根本困境：解脱意味着“拒绝意志”，“拒绝”算不算一种意志呢？况且意志为宇宙之本体，“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绝。”只讲个体的解脱，未讲世界的解脱，其实像提着头发将自己拽向空中一样不靠谱，焉能独善？
　　是的。对于一个中等以上境遇者，我们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微环境中，然而这绝非一个可封闭自立的系统，可以默认旁人无关——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外力碾碎小世界的梦后才明白，原来我们每个人并非孤岛。大部分人都是被迫明白的。乱世的人以为自己身处顺世，这是人性最常见的悲剧。也总有人敢于面对真实，比如说：遭逢太平天国时代的曾国藩；亡国灭种阴影时代的毛泽东。

【问题】

　　和问题站在一起，就是和资源站在一起。

陈郢客：一个牛人是怎么炼成的·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3】

　　“实事求是”堪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继承了经世致用的湘学之风，不仅上承到曾国藩、王夫之，亦可追溯至宋儒朱熹（岳麓书院千年书院，朱熹曾在此讲学）、陆九渊等人。上引《讲堂录》中云“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忘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又如“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宋儒修身治学精要，实在于此；而不在道德杀人。世人多言毛学马列，而忽略了毛深得传统精髓（孔孟、宋儒、王阳明、曾国藩……）的一面，如此始能继承，能取舍，能批判，面临三千年之变，开新中国之局面。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3】
　　
一个牛人是怎么炼成的
　　
作者：陈郢客
　　

　　中国是史书大国，格外看重成功者的经验和失败者的教训，我们文明几千年不绝，大约和这份“成功学经验大全”不无关系。
　　毛泽东进一师进对了。他遇上了一位“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老师，即后来他的岳父，杨昌济。杨昌济1920年英年早逝，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彼此成全的风光，是等不到了。这位“板仓杨”，两次乡试不中，亦入过岳麓书院，服膺谭嗣同新学思想。自述“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学生称呼为“达化斋法门”。戊戌谭嗣同之死，震撼天下，曾参加“南学会”的杨昌济继同仁未竟之志，绝意仕途，“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悠悠万事，无此为大”。杨昌济教出了两个著名学生：毛泽东、蔡和森，戊戌一代亦可告慰。薪尽火传，一脉不绝，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动人场景。
　　杨昌济留英读哲学、伦理学——所谓大本之学，亦是一批精英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矢志于中国的必然选择，如蔡元培研究哲学、美学、伦理学，鲁迅弃医从文，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今日流传“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难想象还原当日场景。
　　1917年下半年，杨昌济给学生讲授伦理学，所用课本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同学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毛泽东洋洋洒洒在手抄本中写了上万字（纪念馆记是2万多字；也有1万2千多字一说）的批语。举其中一条为例，“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卫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
　　另有一条展现了他对于中国的信心和再造计划：“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毛根据《伦理学原理》写过一篇《心之力》，杨昌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100，还写了“加5”。

　　用他的话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那就是深入社会，参与实践。附毛泽东的《夜学日志》：

　　较之暑假游历，无疑更进一步；而这仅仅是一条照亮现代中国的伟大道路的伊始。

陈郢客：一个无聊的问题：他是牛人吗？到底有多牛？·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2】

　　毛泽东24岁写出的书信，我近年才略窥门户。读书渐多，好些少时敬畏不已的人物现在已吓不到我了，毛泽东却是越读越生出一种惭愧敬服的情绪，始对颜渊赞孔子的话有所感触（小时候只觉得颜回还挺肉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挫折感的惭愧中，又不禁替中国生出庆幸，幸好——天佑中华。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2】
　　
一个无聊的问题：他是牛人吗？到底有多牛？
　　
作者：陈郢客
　　

　　天涯有个有趣的板块叫“股市论坛”，被顶上来的帖子往往是若干天前被不屑被讽刺被大骂过的帖子，然后楼主在今天被尊为“神仙”；当然，过几天，可能广大群众再次如梦初醒状，将之彻底打倒。神仙的速成和速朽，煞是一幕好看的人间悲喜剧。
　　至于李嘉诚、巴菲特，那自然是人人称羡的“神仙”了。而生意人做到极致，游刃有余，自会瞩目政治，最暴利的事业当然是政治，有眼光有胆识的生意人吕不韦借此终于将自己变为史册上一个深刻的名字。
　　梁漱溟先生肯说关于自己的老实话，自然是大家，我也自然看重他说的关于别人的话。
　　梁漱溟在1937年见识了44岁的毛泽东：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去延安的时候，梁漱溟是很悲观的，不过怀着死马也好歹看一眼的绝望，【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
　　
　　毛泽东让他大吃一惊。
　　
　　【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艾：是。）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他。】
　　
　　1937年毛说“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并不能排除说high了的可能，毕竟做事后诸葛亮，很帅很容易。可是，这居然果然竟然……不是马后炮。我在韶山看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证据——

　　毛泽东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次年，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这封书信写于1916年，时年23岁。
　　这封书信也不是人品爆发，妙手偶得的孤证。1917年，他24岁时，给敬重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另一封信，《贯通大本大源》。
　　这个24岁的青年有着青年人彼时共有的苦闷，“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也像司马迁一样，看重游历之于书本的补遗。“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
　　特别之处在于，这位24岁的青年，对于“术”、“道”已有精确的辨析，对于“盲从之志”与“真志”亦有坚定的立场判断，正本清源，一心求索“大本大源”：【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他完全懂得了儒家的致用精髓：诚心正意，始可以格物致知，改变社会。“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中国哲学，儒家也罢，道家也罢，对于“聪明灵秀”并不怎么看重（“隳聪明”），看重“守拙”，这其实是中国文化深纯至处。一个聪明人愿不愿意放弃取巧而走一条漫长建功的路，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和作为。而一个“守”字，非沉勇者不可为，没有信念，是坚持不下去的。
　　佛家有小乘和大乘之分，小乘，是为自利修身，大乘，是为普渡众生，这和儒家的“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及天下”内在相通，三教合一，即境界深处，殊途同归。孔子那里尚有“士”、“民”之分，李贽倡言士大夫们的良心未必比贩夫走卒可敬，有人欲杀，就精髓而言，确为儒教继力加油。
　　近代中国以来，如何对待“愚民”——那些落后于你的人，是评判每一个精英沉甸甸的试金石。“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24岁的毛泽东臧否当世豪杰袁、孙、康，唯“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而细观“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他已确立了自己的志业，并一以贯之，求索一生，知行合一；这封书信是理解他一生作为的key。
　　性格青年指点江山，在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历史最终证明了他臧否当世三杰的资格，这才值得探究。这封信点出了他和其他大话青年的区别，也点出了为何他的道路成功有望。“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民国海龟们对毛不够洋派西化多有指摘不屑，岂不知，成就毛也最终成就中国的，精神自立的拿来主义，当列首功。若是精神匍匐，人云亦云，彼时中国，只会有若干精通N国外语的人才，至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清流谈笑间，虚幻泡沫耳。
　　信末说明毛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立足现实的实践主义者。【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24岁的毛能做到：以国家为重，不以个人为重；以做事为重，不以文凭为重；以目标为重，不被清高自缚。做事便需财力，羞言阿堵物难以成事，心忧而能耐苦，亦是毛“卓异”处，鲁迅说过中国最需要身兼“学者的良心”、“市侩的手段”的人，而毛，恰是这样的人。
　　几十年后，知识分子有勇者说：小知识分子怎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很多知识分子内心的话。殊不知余英时曾考证过，清中叶已降，科举制已不能尽招天下豪杰，有人务商，有人布衣幕僚，有人学兵有人勘探，三千年巨变来临，个人如何择身，毛绝不是独行者。状元张謇做实业，一手营建南通；史量才弃科举养蚕起家，又为“国有国格”而办《申报》……以事功定夺还是以学历等级定夺，国家利益和知识分子阶层利益之间如何取舍，也是影响国史书写的重大问题。
　　理解一个现代史人物最好的途径有二：
　　1）将他置放到我们当代，看看在当下他到底“牛”到什么级别，可有人及；比较下相似的年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2）将他置于同代人中，当一个真人对待，而不是视为一个名目、象征、牌位，我欲下笔千言便千言，反正死人无从置喙。
　　邓公是勇于做事的人，果决干脆堪称一大长处；同时不爱读书。师兄郑超麟在《郑超麟回忆录》里写得清楚明白，他是邓公法国勤工时代的见证人。
　　同样，我们也不妨看看湖南一师同学心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24岁写出的书信，我近年才略窥门户。读书渐多，好些少时敬畏不已的人物现在已吓不到我了，毛泽东却是越读越生出一种惭愧敬服的情绪，始对颜渊赞孔子的话有所感触（小时候只觉得颜回还挺肉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挫折感的惭愧中，又不禁替中国生出庆幸，幸好——天佑中华。
　　如果一个股市论坛上的“神仙”帮我们赚了万把块，我们会感恩不已；那么将整个中华带出最狭窄最黑暗隧道的这个人，我们怎能以己度人，狂言呼喝，以为痛快？
　　这也是一幕耐人寻味的画面。

陈郢客：一份了解中国的履历·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1】

　　转者按：这是一位70后MM写的读史/读书笔记，本庄主拜读后不由地生出一声感叹：后生可畏！（呵呵，本庄主乍读之时，还以为出自一位老先生的手笔哩）本庄主还认为，这样的年轻人，才是中国明天的真正的希望所在……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1】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作者：陈郢客

　　
　　对于一个杂书动物而言，阅读的时机、缘分都是随机性的。我小学时就读了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而且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那时心里颇为认可毛应该死于1956年——他声望的最高点。
　　随后，毛泽东的传记种种，读了不少，我以为对他已经相当了解了，虽然彼时我只读过他的部分名篇。
　　数年前，某次去鲁迅博物馆，看见毛泽东潦草手写的“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旁边说明：毛泽东晚年眼疾，医生名曰唐由之（中医光明使者），听到他的名字，毛沉吟良久，后来写鲁迅的这首诗相赠。我的心忽一动，这太苍凉了。想到差不多同期，毛泽东多次让工作人员为他诵读《枯树赋》——萧索不忍读的大恸之文，心情好生复杂。
　　我是这几年才恶补毛泽东文集的。若一手资料没读完，何来自信自大的了解？我看了太多别人怎么说的，居然近年才看他的自述自陈，很滑稽也很有意味。李贽和张居正、戚继光是同代人，深知他们都是千万世人物；以此坐标，我们去毛不远，毛更是千万世之人物，李贽牛处，我等果然不及。
　　博物馆和实物极富特别用处，读百本传记，未必动心入骨；与实物狭路相逢，通感路径，方有真切体会与切实尊重。今年机缘巧合，去了次韶山，在毛泽东纪念馆和毛泽东遗物馆里呆了一天，更是感慨良深，发些照片，与诸君共享。

　　斯为序。

　　　　　　　　　　　　　　　　　　　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国庆

【1】一份了解中国的履历

　　我在陈郢客:【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25）曾写道：

　　【改变中国命运的是一位曾受过地域歧视、学历歧视、上过当受过骗的人。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在这“战争”中，我总是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结果三区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这个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出处：《毛泽东自传》1937年）】
　　
　　湘乡，是毛泽东母家之地。毛泽东对谭政说过，“我也是半个湘乡人”。他对父母感情不同，众所周知。毛自述，“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见《西行漫记》107页）解放后，毛泽东还对堂弟毛泽连说过：“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嫡堂兄弟，而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贫苦农民的道路。”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表兄文运昌带给他的。某种程度上，文运昌改变了毛的命运。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的消息也是文运昌带给他的，在八舅文玉钦和几位表兄的帮助下，父亲毛顺生被说服，毛泽东终于走出韶山，来到湘乡东山学堂，也就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地域歧视的地方。临行前，他抄了一首诗送给表兄文涧泉和文运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0～1911年，毛的思想和道路均处于动荡期。他从东山小学又考入长沙的一所中学，因四川保路运动剪去了辫子。1911年武昌起义，湖南宣布戒严。“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我们向同学募一些钱。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十分活跃了，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大批地在开到街中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攻了下来。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进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
　　“学生军已经组成，不过我不喜欢学生军，认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他当了半年兵，饷银七元一月，两元用于吃饭，其余奉献给报纸书刊。
　　南北统一于袁世凯，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
　　他在湖南图书馆里起早贪黑自修了半年，又在商业学校中一番颠沛折腾，1913年终于进了湖南第四师范预科（次年编入一师本科），“以为我最适宜于教书”；且此处“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
　　把女儿嫁给他的北大杨昌济教授，看履历的目光远超众人。

　　这份履历起于微末，在民国毫不时髦。
　　民国时髦的是读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然后再拿份像样的洋文凭，在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出将入相，是为精英。
　　胡适、梁实秋、宋子文……均是这样的精英。
　　然而，最终改变中国百年积弱的人物却是毛泽东和一批土八路，——这是历史最冷静也最值得深思的评判。
　　今天，海龟亦是遍地，海龟可以看不起李书福的“土”，不过历史所倾倒的豪杰，未必苟同我们沉浸其中的主观体系，今日的主流时尚。

王剑贞：为美国空军英雄戴维斯洗雪冤情㈢

　　忘记是在哪届奥运会上，有一位本来将稳拿世界冠军的射击运动员，却在最关键的一击时瞄错了靶标，打中了其他运动员的靶标而痛失金牌。这可以说是射击比赛中一个空前绝后的错误，但迄今为止还没听说过那一位射击运动员会在大赛时忘记扣动扳机，不去射击！？
　　这是不是太荒唐了，堂堂的美军头号空中射手，竟然会忘记按下射击按钮！连一发子弹也没打出去，就稀里糊涂的冲到米格机前头送死去了。这是白痴般的行径，这哪里是戴维斯！这哪里是美国顶尖级的战斗机驾驶员能做出的蠢事，傻事！
　　呜呼悲哉，乔治·戴维斯！

为美国空军英雄戴维斯洗雪冤情

——戴维斯阵亡五十八周年祭——

王剑贞

㈢戴维斯不可能忘记按下射击按钮
　　

　　抛开美方史料的真伪虚实，单就美方史料论美方史料，他们还犯了一个很低级、很幼稚的错误：按照美方这三份史料推理，戴维斯应该击落三架米格！而这三份史料，竟然都漏掉了一架战果，只承认戴维斯击落米两架。他们在长达58年的时间里，强加给戴维斯那么多子虚乌有，却竟然不约而同的“埋没”了戴维斯这一架应得的战果！戴维斯地下有知，肯定死不瞑目，以至于我这个曾经是敌对一方的对手，不得不愤然来为戴维斯打一打抱不平。
　　美方这三份权威史料漏掉了戴维斯打掉的第几架米格呢？它会是哪个小队的第几号机呢？
　　我们想一想，根据美军三份史料，戴维斯在发生攻击过头之前，他在做什么？他应该做什么？戴维斯完成第一次攻击后，做了一个右转拉高掉头，完成了一个360大回转之后，他又进入了对那个第三小队的米格的第二次咬尾攻击。
　　他此时将选定那一架米格作为它的下一个偷袭目标？肯定是第三小队的3号机，因为那个第三小队遭到他的第一次偷袭后还剩下三架米格，那个3号机就代替被击落的4号机，成了第三小队外侧最容易受到偷袭的目标，戴维斯此时锁定的目标肯定就是这一架米格，再无其它。
　　过去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曾有朋友向我质疑：既然戴维斯已经击落了第三小队的那架尾端米格，难道他的队友就没有发现吗？就没有任何反应吗？这个问题问得好，问题在于这一系列情节都是美方史料给定的，我现在仅仅是就美方史料论美方史料，而不能代替美方回答这些质疑。
　　那么，当戴维斯转完那个360度大回转重新回到米格机后方的时候，他此时距那个第三小队有多远的距离呢？我们知道在常规速度下F86的水平盘旋角速度为每秒11.4度，要完成一个360度大回转约需31秒钟。当戴维斯驾驶座机高速俯冲而下时，将接近音速，在这样的超高速度下他的转弯时间肯定比常规速度下的转弯时间长，这里为了计算简便，我们就取常规速度下的360度大回转的时间31秒。我在篇㈡里谈了此时米格编队的时速约每小时800公里，折合每分钟13.3公里，每秒钟222米。当戴维斯以31秒钟完成360度大回转时，他与那支米格编队的第三小队已经拉开6882米的距离。当戴维斯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折合每分钟15公里，每秒钟250米，即每秒钟比米格编队快28米。他要追上这个米格机的第三小队并达到300米的射击距离，需时228秒，即3分48秒。
　　美方史料的漏洞就在这里：当戴维斯用了将近4分钟的时间苦苦追赶并逼近到距米格机第三小队3号机较近的距离时，他应该做什么？他是不是应该用飞机上的瞄准具牢牢套住那架３号机？当他与那架3号机接近到300米的有效射程后，他该做什么呢？他是不是应该按下射击按钮，让F86的六挺12.6mｍ速射机枪一齐开火。以戴维斯的高超射击技术，这样精准的一击，是不是应该毫无异义的击落了这架３号机，从而取得他的第二个击落战果？
　　想一想，如果实事求是的按照美方史料分析到这里，说戴维斯在第二次攻击中又击落了米格第三小队的３号机，是不是将是一个“合情合理”、“确凿无疑”“顺理成章”的胜利果实？但是，美方的这三份史料偏偏就“忽略”了戴维斯这个“确凿无疑”的击落战果！？难道利特菲尔德回忆，难道《美国空军史》的作者都没能否发现这个明显的疏漏吗？我想那不太可能，既然这样的疏漏连我这个当年敌对一方的对手都能发现，他们自然也应该能够发现，但是，他们面临的却是一道难于逾越的鸿沟：他们只能按照当年美军对于戴维斯之死发表的表彰词定下的框架，不敢越雷池半步。反过来看，让戴维斯飞越两个米格小队后去击落第一小队的４号机，确属不合情不合理不顺理成章的事，反而被他们肯定下来。这就是充满了杜撰情节的美方史料中戴维斯的悲剧：应该拥有的战果被剥夺了，不应该拥有的战果却被肯定了。
　　美方即便是硬要强加给戴维斯攻击过头的错误，那也只能是发生在戴维斯击落了这架3号机之后才会发生的行为，为什么先要剥夺了戴维斯击落3号机的功勋呢？
　　于是，我们按照美方的史料推理，美国空军的头号空中猎手戴维斯在进入第二次攻击时竟然忘记按下射击按钮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戴维斯为什么在进入第二次攻击时没有击落这架3号机！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F86还是米格15，它们的射击按钮都在驾驶杆顶端，准备开火时先打开保险，让大拇指搭在按钮上，射击时只要轻轻一按大拇指，就一切“OK”。难道此时的戴维斯连这轻轻一按，也忘了？
　　戴维斯醉酒驾机？
　　戴维斯临阵犯晕？
　　戴维斯精神恍惚？
　　戴维斯癫痫发作？
　　戴维斯突发失忆？
　　这一切都不是，怪只能怪始作俑者，当初那位编撰美军表彰词的作者，犯下了这个低级错误。
　　忘记是在哪届奥运会上，有一位本来将稳拿世界冠军的射击运动员，却在最关键的一击时瞄错了靶标，打中了其他运动员的靶标而痛失金牌。这可以说是射击比赛中一个空前绝后的错误，但迄今为止还没听说过那一位射击运动员会在大赛时忘记扣动扳机，不去射击！？
　　这是不是太荒唐了，堂堂的美军头号空中射手，竟然会忘记按下射击按钮！连一发子弹也没打出去，就稀里糊涂的冲到米格机前头送死去了。这是白痴般的行径，这哪里是戴维斯！这哪里是美国顶尖级的战斗机驾驶员能做出的蠢事，傻事！
　　呜呼悲哉，乔治·戴维斯！
　　
　　2010年2月9日晚于北京

王剑贞：为美国空军英雄戴维斯洗雪冤情㈡

　　假如一定要在这个故事里让戴维斯拥有击落第二架米格、甚至是击落第三架米格的的战果，那就只能把它演绎成一个近代聊斋版的空战故事：让戴维斯的亡灵驾驶着他的座机的亡灵，游弋在那个冥冥世界里，去继续攻击这个虚构的米格编队，以便完成他在这个真实世界里无法完成的攻击任务。
　　呜呼悲哉，乔治.戴维斯，我哀叹他们设计的这个死亡情节太残忍，太愚蠢，而且，让你的亡灵在另一个世界也得不到安宁。

为美国空军英雄戴维斯洗雪冤情

——戴维斯阵亡五十八周年祭——

王剑贞

㈡戴维斯不可能拥有击落第二架米格的战果
　　

　　在美方的三份史料中，一致认定戴维斯在攻击过头，冲过了后面两个小队的米格后，对第一中队的4号机实施了第二次攻击，并将其击落，最终认定戴维斯击落米格两架。三份史料中，以戴维斯的僚机里特菲尔德的回忆最为详尽：
　　
　　我们发起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已经冲过了最后的两个小队米格，对准的是领头的那个米格编队，这样就使7架米格在我们后面了！他又一次选择了四号机开火，这时后面的米格机开始开火。
　　我见到乔治的目标开始冒烟并且同样脱离了编队。
　　
　　一些读过这个情节的朋友，大都信以为真。Light和他的朋友在《谁击落了张积慧》一文，比美方史料做了进一步演绎：戴维斯在击落了第二架米格后，又神奇的击落了第一中队的1号带队长机，获得了本次空战的第三个战果。
　　实际上，如果那次空战戴维斯真的发生了攻击过头，他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个第二个、乃至第三个击落战果。原因很简单，当他真的攻击过头后，在他刚刚冲过最后那个米格小队的瞬间，他就被击落了，根本没有再去攻击其他米格机的机会！
　　我在上篇文章里谈过我在安东前线曾目击过两架攻击过头的苏军米格在冲过两架F86的瞬间，那架长机就被F86的长机击落并坠地爆炸。那时的空战，任何一名歼击机驾驶员，如果发生了攻击过头，又不采取紧急措施，等于是把自己送到敌机的炮口之下，白白送死。假如戴维斯曾经发生了攻击过头，在他飞跃米格的瞬间就是那个下场，绝无其他可能。
　　我们不妨把这个攻击过头的问题，模仿影视剧的慢镜头回放出来，仔细琢磨。我再次说明，美方史料中所谓在鸭绿江东岸遭到戴维斯和利特菲尔德攻击的12机米格编队根本就不存在，纯属美方虚构。按美方史料，志愿空军出动的是12架米格；编队队形是由三个4机小队跟进的团纵队形，但是，志愿空军一方公布的史料里，志愿空军空四师那天出动的却是一个由34架米格组成的师编队，这个师编队又由12团18架米格组成第一梯队为掩护队，10团16架米格组成第二梯队为攻击队，却偏偏没有所谓的12架米格组成的编队。这是美方史料的谬误之一：米格的数量不对。其二是米格的队形不对，志愿空军的史料，空四师12团和10团的编队，队形均为团品字队形。以12团为例，它的每一个“口”字都由6架米格组成。其三，志愿空军的公布的空战地点不在鸭绿江东岸，而是远在东南方向的纳青亭。双方史料差别如此之大，的确令人惊诧万分，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点，戴维斯的座机坠毁的地点：志愿空军公布的是朝鲜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三光里这个坠机点在朝鲜的地图上可以查到；美军公布的地点是距鸭绿江东岸48公里处。很遗憾，美军煞费苦心公布所谓坠机地点，仅仅是一条漫延数百公里的线，而绝非一个坐标点。假如有人想按照这条线去寻找戴维斯座机的坠毁地点，对不起，你就是从鸭绿江上游跋涉到鸭绿江口，跑断双腿也只能两手空空、铩羽而归。我相信志愿空军公布的坠机地点才是戴维斯真正的坠机点，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戴维斯座机坠毁的残骸，是实实在在的战果，胜利者一方无须为此造假。当然了，既然美方史料里一定要杜撰出那些情节，我们只能彼方姑且言之，我们姑且听之。所以，我回过头来就按照美方杜撰的情节，分析为什么戴维斯一旦攻击过头，绝不可能拥有再次攻击米格机的机会。
　　假如一个路人静止地站在高速路边，看见一辆汽车超车，对于他来说，那两辆汽车从他面前一闪而过的时候，就是风驰电掣，但是，对于那两辆汽车的驾驶员来说，在超车的瞬间彼此并不存一闪而过，因为他们之间的相对速度差别不大。不管是超车一方，还是被超车一方，他们之间都是相对的缓缓而过。
　　我们看看如果戴维斯攻击过头了，他从越过最后那个小队的米格飞机到他攻击最前面的第一小队的米格飞机要经历多少秒钟的时间？
　　美军史料里没有提及他们杜撰的那队米格飞机的速度是多少？只好参考王海回忆录的数据：当时志愿空军为了免遭F86偷袭，我军的米格编队在飞跃鸭绿江以前，都要先爬升到8000米至9000米高度，速度保持每小时800公里到900公里。我取800公里速度，换算下来，相当于每分钟13.3公里，每秒钟222米。
　　戴维斯的飞机速度呢？我在上篇文章里谈到，他在进入第二次攻击时能达到的攻击速度也就是每小时900公里，但这也足够了，因为他每小时比米格飞机快100公里，相当于每分钟15公里，每秒钟250米。换言之。此时戴维斯座机的速度对于地面目标虽然是每秒钟250米的高速，但相对于被他攻击的那队米格飞机，他每秒钟仅仅比米格飞机快28米。
　　我们还要求出美军史料里杜撰的那队米格飞机小队和小队之间前后的间距是多少？很遗憾，美军史料里没有。本来嘛，此情节纯属虚构，那里会给出具体的间距，这需要我们自己推算。还是参考王海回忆录里的一段情节：1951年12月13日下午，空14师出动18架米格做第一次战斗航行遭F86的重创。王海事后总结此次空战失利原因之一是14师以四机中队跟进的团蛇形（纵队）编队，在中队和中队之间间距过大，造成转弯时间过长，3师难于掩护。空14师那次出动两个中队之间的前后间隔是1000米。既然那个间距太大了，我们不妨取中间值500米，因为前后间距过小，又会给偷袭的敌机造成“穿糖葫芦”的射击效果。这样，在米格编队的第三小队和第二小队之间和在第二小队与第一小队之间，各存在500的距离！如果这是地面静止目标，戴维斯仅须两秒钟就可以一闪而过，但是，他和那队米格飞机都在高速飞行，他每秒钟仅仅比米格快28米！现在，戴维斯要从第三小队上空冲到第二小队上空，虽然只需超越500米的距离，因为他每秒钟仅比米格飞机快了28米，却需要整整17.8秒！这个17.8秒的时间，可以让位于戴维斯后方的米格有多次置戴维斯于死命的攻击，而仅仅一次射击就足以让戴维斯毙命。那么，这一次致命的射击需要多少秒钟呢？
　　F86的翼展11.31米，翼面积26.77平方米，机身长11.44；米格15翼展10.08米，翼面积23.72平方米，机身长11.06米。假如戴维斯发生攻击过头的瞬间，他座机硕大的投影将全部笼罩了他下方的那架米格，到他超前这架米格机几十米的1～2秒钟里，他座机的投影，将遮蔽了米格飞机的瞄准光环，米格机飞行员只要稍稍带机头，不用瞄准，就可以把戴维斯的飞机套进瞄准光环，下一秒钟米格飞行员的大拇指轻轻按下驾驶杆上的射击按钮，刹那之间，米格飞机的三门火炮射出的数十发，乃至上百发炮弹会全部命中他的飞机，整个过程只需要2～3秒钟。退一步，就算是米格的驾驶员不够娴熟，用3秒钟瞄准，在第4秒钟按下射击按钮，前后也不过5秒钟。退一万步讲，即便这名飞行员射击技术不佳，未能一击奏效，那个第三小队总共还有三架米格，他们都可以不约而同的向戴维斯瞄准射击，戴维斯绝对躲不过由这三架米格、九门大炮组成的密集火网。更何况，美军表彰词和利特菲尔德回忆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戴维斯不但冲过了最后面的第三小队，还冲过了中间位置的第二小队之后，才向第一小队发起攻击的，那样，前后将持续20多秒钟！可怜的戴维斯将陷在七架米格的炮口之下！等待他的将是21门机炮射出的近千发炮弹，一旦他陷进这一道可怕的火网，戴维斯早就被爆炸的炮弹撕成千零万碎了，怎么可能在他机毁人亡之后再去射击第一中队的4号机？当然，他更不可能像Light构思的那样，戴维斯在击落第一中队的4号机后，又创造了第三个战果：击落第一小队的1号机？
　　假如一定要在这个故事里让戴维斯拥有击落第二架米格、甚至是击落第三架米格的的战果，那就只能把它演绎成一个近代聊斋版的空战故事：让戴维斯的亡灵驾驶着他的座机的亡灵，游弋在那个冥冥世界里，去继续攻击这个虚构的米格编队，以便完成他在这个真实世界里无法完成的攻击任务。
　　呜呼悲哉，乔治.戴维斯，我哀叹他们设计的这个死亡情节太残忍，太愚蠢，而且，让你的亡灵在另一个世界也得不到安宁。
　　2010年2月6日于北京

王剑贞：为美国空军英雄戴维斯洗雪冤情㈠

为美国空军英雄戴维斯洗雪冤情

——戴维斯阵亡五十八周年祭——

作者：王剑贞

㈠戴维斯不可能犯攻击过头的低级错误
　　

　　1952年2月10日，在朝鲜上空的一场空战中，美国空军第四战斗机大队第334中队中队长、美国空军的三料王牌飞行员戴维斯，被志愿空军空四师12团三大队长张积慧击落并当场阵亡。戴维斯的陨落，固然是一个悲剧，但是，作为一名军人和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从他驾驶战机投身到战争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与死亡为伴。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如同我国古代出征的战士们抱定马革裹尸还的决心一样，戴维斯在朝鲜的天空血染长空，魂飞天外，是这种选择的必然结局之一。戴维斯的真正悲剧，不在于他的阵亡本身，而是，在他死后由美方发表重要史料里，对戴维斯最后之战的记录，把一些不实、甚至是污蔑之词，强加于戴维斯。那些看似对戴维斯的表彰和赞美，如果细细品味，深入分析，则恰好相反，它不但有太多掩盖真相的谎言，有些情节甚至是给戴维斯脸上摸黑，玷污、扭曲了这位空中战神的英雄形象，让这位曾经叱咤长空、风云一时的空战英雄于死后含垢蒙羞，被冤负屈。英雄已逝，死者无言，只能默默饮恨于地下。更加可悲的是在那场空战结束58年后的今天，不是由他原来的上峰和队友，不是由他曾经的粉丝和拥趸，而是由我这个当年在朝鲜空战中敌对一方的中国人民志愿空军战士来为他洗雪冤情，恢复他在最后之战的英雄本色。
　　对于2.10.空战——即1952年2月10日清晨，张积慧击落戴维斯的那场空战，美方有三份史料最为重要：
　　1952年2月中旬，机戴维斯阵亡不久美军对戴维斯之死所作的表彰词；
　　许多年以后他的僚机利特菲尔德对那场空战的回忆；
　　1996年出版、堪称权威著作的《美国空军史》的有关叙述。
　　（上述三分史料附录与本文之后。）
　　这三份史料都记载戴维斯之死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对一个米格12机编队的第二次攻击中，犯了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因为他没有控制好自己飞机的俯冲速度，导致因速度过大而攻击过头，冲到了米格机的前方，让自己成为多架米格瞄准射击的靶子，最终机毁人亡。
　　樟楠从一家美国网站上翻译了记录戴维斯辉煌一生《王牌之殁》，刊登于2006年2月份的《较量》上，那上面记载了戴维斯的僚机飞行员威廉姆斯、利特菲尔德如下回忆：
　　
　　这时我们正发起第二次攻击，但我们在射击最后两个米格编队时冲过了头，从而到了和领队的米格编队齐平的位置，这就使得我们暴露在其余7架米格机的前方！
　　
　　《战史沙龙》的whitehead版主对里特菲尔德回忆的译文似乎更为合体：
　　
　　我们发起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已经冲过了最后的两个小队米格，对准的是领头的那个米格编队，这样就使7架米格在我们后面了！他又一次选择了四号机开火，这时后面的米格机开始开火。我见到乔治的目标开始冒烟并且同样脱离了编队。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美军史料中的这些描述，就暗暗为戴维斯不平：我不相信戴维斯会犯下像攻击过头这种低级错误。后来我找到这三分史料并与志愿空军的有关史料反复比对，发现美方的这三分史料中的大部分情节，包括戴维斯率利特菲尔德沿鸭绿江东岸向西北方向巡航并折返；他们发现米格飞机飞跃鸭绿江及戴维斯发起攻击的地点；被戴维斯攻击的米格机编队的队形和米格机的架数；戴维斯被击落的情节；戴维斯和他的座机被击落的地点；所谓他的攻击过头，以及他击落米格飞机的数量，皆属虚构，经不起推敲。一个对那个年代的空战有些基本常识的人，从中美双方对那场空战几乎完全不同的记录中，只要细细回味，认真分析，就会看穿这一系列破绽。这使我愈加坚定的相信：戴维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空战中，根本就没有发生攻击过头这一情节。
　　今天回过头来看，对于戴维斯之死，利特菲尔德的回忆也罢，《美国空军史》的有关记载也罢，他们都是按照1952年2月中旬美军为戴维斯之死公开发表的表彰词里定下的框架，不敢越雷池半步。而当年美国远东空军为应付戴维斯阵亡引起的严峻形势而赶写的这份表彰词，可能因为时间紧迫太过匆忙，抓刀执笔和审查的人只想把戴维斯的阵亡情节编写的更悲壮、更英雄，不惜违反空战的基本常识。这在战争年代这并不奇怪，问题是那场战争结束57年、戴维斯阵亡58年了，在美国和西方却依然没有人来厘清强加于戴维斯的谬误和荒唐。
　　按利特菲德回忆，他随戴维斯发动第一次对米格机攻击（实为偷袭）前的的高度是11600米（38000英尺），攻击完成后右转调头脱离时的高度已经降到7500米（28000英尺）。
　　想一想，当戴维斯从11600米高空俯冲而下到达7500米高度时，中间的高度差整整是4100米。戴维斯驾驶他的重达6.25吨的F86高速俯冲而下时，他的座机速度将接近音速，在这种超高速度的俯冲中，他的座机将产生极大的动能，飞机会变得难以控制。但是，此时的戴维斯不但准确击落了那一架尾端米格，而且，一个右转拉高掉头，干净利索的脱离了攻击。
　　请问：戴维斯攻击过头了吗？他冲到米格机群的前方了吗？没有。
　　戴维斯为甚么要右转拉高掉头？
　　因为在目视距离内以枪炮射击为唯一空战武器的年代，戴维斯的俯冲速度大于被攻击的米格机的飞行速度，如果他不转弯脱离，就会沿着他的攻击轨迹一直冲到米格机的前方，成了那些米格机炮口下的空中靶标，被打个空中爆裂、机毁人亡。一句话，攻击过头，冲到被攻击米格的前方，等于是把自己拱手送到米格飞机的大炮之下，白白送死！
　　这个脱离动作，是任何一名歼击机驾驶员都必须学会和熟练掌握的基本的动作，对于戴维斯这样的顶尖高手，做一个这样的动作，易如反掌，就如同超级赛车手轻轻转动方向盘向左、向右打轮一样简单。
　　这个攻击过头的破绽就在这里：
　　
　　……当戴维斯做这个360度回转时，要做四个转弯，此时他必须放慢速度。美方有的史料称戴维斯为了尽快减速，甚至一反常态的放下了起落架！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减速除了收油门，只要打开减速板就可以，F86相对于米格飞机的优点之一就是他的减速板面积大于米格15，减速性能优于米格15。
　　
　　看到戴维斯曾经用放下起落架减速这个细节，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件往事：1952年我们空军15师在大孤山机场第一次参战，有一次师里召开全师排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内容很特别，是批判一位年轻的飞行员。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那位飞行员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穿一身咖啡色的皮飞行服装，腰里佩戴手枪，低头、立正的站在主席台上接受批判。会议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应一些与会干部的要求，他的大队长走上去下了那位飞行员佩戴的手枪。这位年轻飞行员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在一次空战中为了减速，他除了打开了减速板，还一反常规的放下了起落架。据批判他的人说，这在米格飞机的作战教程里是没有的，严重违反了操作规程，很可能损坏飞机。我们通信队的协理员（相当于营一级的教导员）在全师的政工干部有数得着的好口才，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表现机会，也发了言。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说：你知道吗，全国人民为了支援我们志愿空军，打美国鬼子，有多少山村的小脚老大妈老奶奶，是挎着装满鸡蛋的篮子，挪动着小脚，走了几十里山路去捐献这些鸡蛋，帮助我们购买飞机的，你随便这么一下子，就可能打坏了几百位、甚至几千位老大妈、老奶奶篮子里的那成千上万颗鸡蛋！你对得起她们吗？协理员举的这个例子太生动了，以致我至今记忆犹新。说实在，我和一位很贴心的战友，曾私下里悄悄议论，不就是因为这些技术动作上的错误嘛，值得召开全师干部大会进行批判吗？当然，这种同情只能在会下悄悄地交流，不要说在这样的大会上，就是会议结束回到电台讨论时我们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流露。
　　当我多少年后不止一次看到美军的飞行员在空战危急时刻也会放下起落架帮助减速时，不仅从心里再次为当年那位受批判的飞行员鸣冤叫屈。
　　话说回来，当戴维斯通过放下起落架等一系列减速动作完成这个360大回转之后，不用说，他的飞机速度大大降低了，按经验推算，他此时的飞行速度将会低于每小时800公里。请别忘记，戴维斯第一次攻击的高度差是4100米，俯冲攻击速度接近音速。而第二次攻击呢？他对于米格飞机的高度差只有几百米，他的速度和米格差不多相等。就是他打开F86特有的加力装置加速，凭着他那可怜的几百米高度差和与米格机差不多的初始速度，他还可能获得像第一次攻击时那样的超高速度吗？还会产生那样极其强大的俯冲动能吗？显然不能。
　　悖论产生了：
　　
　　为什么这位美军F86战机的超级驾驶高手在具有最大高度差、最大攻击速度、最大俯冲动能的第一次攻击中，能驾驭他的座机轻松脱离攻击；为什么在只有很小高度差，较小速度差和较小俯冲动能的第二次攻击中，他反而不会驾驭他的座机了？竟然会改不出来而攻击过头？这不合逻辑，也违反了起码的空战常识。
　　
　　翻阅美军史料，戴维斯击落的11架米格的战果中，多数是他从后方偷袭获得的。例如，1951年12月13日下午，我志愿空军14师的18架米格进行第一次战斗巡航时，遭到美军第四战斗机大队戴维斯率领的334中队以及335中队40架F86的攻击，因为空14师的苏联专家没有教给该师地勤人员为米格座舱除霜技术，严重妨碍视界，戴维斯一人就用偷袭的方式击落米格飞机两架。在1951年11月30日下午志愿空军第三次轰炸大和岛作战中，戴维斯从后方偷袭击落了一架米格单机。在所有这些偷袭中，戴维斯从来没有发生过攻击过头。
　　做个比喻，一位超级赛车手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驾驶汽车追踪另一辆汽车，被跟踪的车辆并没有发现已被追踪，仍然保持恒定方向、恒定速度向前行驶。那位赛车手可能与被追踪的车辆发生追尾碰撞吗？当然不可能。退一万步讲，即便有追尾的危险了，那位超级赛车手是不是只要踩一踩刹车，收一收油门就可以了？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在那个年代的空战中，不可能发生攻击过头。我在悼念苏军飞行员的回忆中讲过一个我亲眼目击的空战悲剧：1952年夏秋之际，我在安东四道沟曾经眼看着从朝鲜新义州方向的鸭绿江江面低空飞来两组喷气式战斗机，前面两架是美军的F86，紧跟其后的是两架苏军的迷彩米格。眼看着那两架F86就要成为米格15的猎物，但是，就在这两组生死相搏的飞机进入我国境内靠近四道沟的时候，空中态势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两架F86仿佛是做了一个空中紧急刹车，原来处于咬尾优势的两架苏军米格眼看着在倏忽之间被闪到了两架F86的前方，就在米格双机的长机刚刚掠过F86长机前方的刹那间，F86长机一个连射，那架米格长机立时冒着浓烟烈火轰然一声坠毁于山谷之中。这就是攻击过头，这就是攻击过头所产生的严重后果。问题是这种危急状态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那是因为前面的F86飞机驾驶员知道自己已被米格飞机咬住，这是在超低空，距离地面不到百米的高度，不能像在中高空那样利用下滑倒转逃脱米格咬尾，他摆脱死神的唯一选择只能是空中紧急刹车。美方史料上编排的情节是戴维斯攻击的米格飞机并未发现戴维斯偷袭，米格机继续保持固定方向和固定速度向前飞行，没有进行任何像减速、紧急刹车这类的规避和机动，在这种情况下，像戴维斯这样的超级猎手怎么可能攻击过头呢？
　　所以，说戴维斯在第二次攻击中犯下攻击过头的低级错误，纯属虚构，那是强加于戴维斯的。
　　虚构这个情节的目的，是为了强加于戴维斯犯另一个更愚蠢更低级的错误以彰显他阵亡的悲壮：在发生攻击过头，超越格飞机第一小队、第二小队后，不顾后方七架米格的炮火围攻，径直去攻击第一编队的4号米格，让自己像一名日军神风敢死队的队员那样视死如归，最终葬身于身后多架米格的强大炮火之中，从而成就了他在朝鲜空战中凤凰涅槃。
　　在这个虚构的故事里，英雄戴维斯哪里还是一位世界级的空中猎手，哪里还是当时美国空军的头牌空中杀手？他硬是被改变造成一个不会减速，不会掉头转弯的呆头呆脑的特大菜鸟，一个木讷迟钝，顾头不顾腚的把自己白白送到米格机炮口之下送死的超级笨伯！
　　呜呼悲哉，乔治·戴维斯。
　　
　　2010年2月1日于北京
　　

附录：
　　

　　一、美军对戴维斯的表彰词，摘自樟楠《王牌之殁》

　　1952年2月10日，乔治·载维斯率领18架“佩刀”为一群准备突袭军隅里的中国军队集结地的F-84提供护航。18架“佩刀”分为三个六机编队，载维斯自己就担任其中一个编队的长机，呼号为“JohnAble”。根据编队中JohnAble4威廉姆斯，利特菲尔德中尉（William利特菲尔德）的回忆，当时JohnAble2报告发生了压力故障，而JohnAble3则遇到了氧气系统故障。因此，JohnAble编队长机载维斯命令2号机和3号机返回Kimpo，于是利特菲尔德担任了戴维斯的新僚机。
　　对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在美军为戴维斯追授荣誉勋章时的表彰辞中可以找到答案：
　　
　　编队长机戴维斯少校的氧气系统耗尽，被迫和他的僚机脱离编队，然而戴维斯和僚机却发现了一个约12架米格15组成的编队正在向南方高速飞行，而在南面友军的战斗轰炸机正在执行对共产党军队通讯线路的打击行动。在敌人巨大的数量优势面前，戴维斯没有犹豫，他盯住了两架敌机，开始对米格编队进行俯冲玫击。戴维斯从敌人编队后方切入，将一架米格从编队中分隔开来并用一个点射击毁了它……现在戴维斯已经受到敌人的攻击，他仍然坚持攻击另外一架米格，直到将其击中起火冒烟并垂直下坠。此时戴维斯应该注意的是保持他的速度优势规避敌人的攻击，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减速寻歼第三架米格―15，就在这最后一次攻击行动中，戴维斯的飞机遭到了直接攻击，飞机失去控制，最后坠毁于鸭绿江以南30英里处的山区。戴维斯的无畏攻击彻底破环了敌人的编队，使得友军的战斗轰炸机得以胜利完成他们的破袭任务……在明显的劣势前他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给以最高的荣誉。
　　
　　二、戴维斯僚机的威廉姆斯、利特菲尔德上尉的回忆，摘自樟楠《王牌之殁》：
　　
　　当时戴维斯和我都离开了编队的其他人，从东北向西南沿鸭绿江南岸巡航，我们的高度是38000英尺。当我们开始向东北掉头时，乔治发现在3架米格机正在向南穿越鸭绿江，其高度在我们下方。敌机排着密集的指尖编队，一个编队接着一个编队，总共有12架米格！
　　我们降低高度发起攻击，从后上方空越敌人编队，乔治向最后一个编队的4号机开火，我看到那架米格机冒着烟翻滚着出了编队。接着乔治拉出右转掉头发起另一次攻击。他问我是否看到他击落的那架米格机，我说我肯定看到了。这时候我们的高度大约是28000到30000英尺。
　　这时我们正发起第二次攻击，但我们在射击最后两个米格编队时冲过了头，从而到了和领队的米格编队齐平的位置，这就使得我们暴露在其余7架米格机的前方！乔治再次选择了第一编队的敌4号机开火攻击，但此时我们后方的米格机也都开了火，我看到乔治攻击的米格机冒出了烟并且掉到了编队外面。
　　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看到乔治的座机也开始冒烟，起落架由于机构损毁也掉了出来，我听到耳机里传来按动通话按钮的声音，也许是乔治试图和我通讯，我想乔治一定是想和我说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能听到。
　　此时他的座机翻滚着，显然是推动了控制。我急忙追上去多次用无线电和他通话，但却没有回答，与此同时，几架米格机也脱离了编队开始追击我们，我看到他们的炮口不停地闪光，但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乔治的飞机上，极力想和他呆得尽可能久一些。
　　Col.Preston前往我们所在空哉试图和我们会和，但是没能成功，很快戴维斯少校的飞机附毁在一座小山的北坡，我再次呼叫Col.Preston，告诉他我的位置并且问他是否看到了附机的浓烟和火光，他回答我他并未看到。
　　
　　三、战史沙龙版主whitehead依据LIGHT贴的LarryDavis的书第二段翻译的利特菲尔德回忆的译文：
　　
　　比尔，立特菲德中尉是戴维斯少校那次致命任务的僚机（后面是立特菲德回忆），“这是一次米格扫荡任务，我们飞的是上午的任务，时间是1952年2月10日。由戴维斯少校率领334中队。我们的小队的呼号是“JOHNABLE”,戴维斯少校也兼这个小队的长机。我飞的位置是四号机。到达鸭绿江后不久，我的长机，JOHNABLE3，发现氧气系统故障。而戴维斯的僚机，JOHNABLE2，前面也报告过液压系统故障，所以戴维斯少校命令2号机和3号机返回基地。这样我就成了乔治的僚机”。
　　“就在这时，我们和本队其他飞机脱离，开始沿鸭绿江的南岸从东北向西南巡逻，高度38000英尺。就在我们完成一个右转又朝向东北飞的时候。乔治发现3小队米格向南飞过了鸭绿江，高度比我们低很多。他们排成紧密指尖队形，一个小队跟一个小队，总共12架米格机。”
　　“我们向他们冲下去，从右边后方高处。乔治对最后的一个小队的4号机开了火。我看见这架米格开始冒烟，脱离了编队。乔治接着向右脱离，拉高，放减速板，反转，又进行一次攻击。他问我是否看见了第一架掉下去，我回答确认看到。我们这时的高度大约是28000到30000英尺。”
　　“我们发起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已经冲过了最后的两个小队米格，对准的是领头的那个米格编队，这样就使7架米格在我们后面了！他又一次选择了四号机开火，这时后面的米格机开始开火。我见到乔治的目标开始冒烟并且同样脱离了编队。”
　　
　　四、《美国空军史第三章》第3节<造就王牌飞行员的时代>记载的戴维斯之死：
　　
　　一名“佩刀”式飞机驾驶员死后获得了追授的荣誉勋章。乔治•A•戴维斯少校是朝鲜战争中的第五位王牌飞行员，总共击落敌飞机14架，大多是一次击落两、三架。截至1952年2月10日，他已累计击落12架敌机，成了战绩领先的王牌飞行员。那一天，他勇敢地攻击准备袭击一批F-84战斗轰炸机的12架米格飞机的编队，击落了两架敌机，但在攻击第三架敌机时，第四架敌机自后面攻击他，打得他机毁人亡。

王剑贞：为美国空军英雄戴维斯洗雪冤情·开头的话

　　当时，无论是年青的志愿空军，还是苏联空军，都只能进行白天晴好天气情况下的空战。亦即当时我方空战的特点是日出而战，日夕而止。这个“日出”的时间在冬季，大体在早8时左右，“日夕”大体在下午16时左右。假如这场空战是在早8时以后，这时空中最多会有多少架苏军米格呢？当时苏军在我方一线机场部署有四个米格师。若按每师出动一个团编队计算，此时在米格走廊上空，可能会有4支苏军米格编队，有大约60来苏军架米格。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究竟是那一支米格编队击落了戴维斯，自然有些难度。但是，如果此时苏军四个米格师和我志愿空军的其他米格师的飞行员，都还没有登上飞机，那些米格机群都还一律停在地面的停机坪上；在击落戴维斯的那片空域，只有空四师这一支米格编队，而且，只有空四师的张积慧双机曾和F－86交过战。

为美国空军英雄戴维斯洗雪冤情

——戴维斯阵亡五十八周年祭——

王剑贞
　　
开头的话：击落戴维斯之战与苏联空军无关
　　

　　近几年在网上流传着一些对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张积慧击落美国空军英雄、美军头号空中王牌杀手戴维斯之战的质疑，其中之一便是传言戴维斯系由苏军米格击落。一个比较离奇的说法：戴维斯是由志愿空军和苏联空军的一个12架米格组成的混合编队击落，应算作中苏双方的共同战果。也有人说在朝鲜空战中，志愿空军利用苏联空军参战保密的条件，争抢了苏联空军军的战果。这些议论中，最具误导性、在网上影响颇广的，当属一位署名Light的朋友，在《碧血长空》里的有关论述和他的《谁击落了张积慧？》一文。
　　Light在《谁击落了张积慧？》一文里，用他和他的朋张文先生编排的一个类似戏说的故事，试图全面否定张积慧击落美军头号王牌戴维斯的光辉战例。他认为在那场空战中，不是张积慧击落了戴维斯。相反，是戴维斯一举击落了包括张积慧、张积慧的僚机单子玉在内的三架米格。
　　那么，是谁击落了戴维斯呢？他的结论是苏军米格击落了戴维斯。为了让大家相信，他“引经据典”的做了很好的渲染和铺垫。请看他的原话：

　　1990年前苏联解体，潘朵拉的盒子一开，种种问题就来了。前苏联的秘密档案现身，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秘密曝光，还健在的苏联飞行员也出来说话，许多让人不解的陈年旧案也逐渐获得澄清……。揭露了不少谜题。

　　……

　　根据苏联资料，在2月10日当天，第97战斗机师的 Mikhail Averin 上尉‘击落两架正在攻击友军米格机的F86中的一架，该机中弹后反转坠入山间（指戴维斯）……

　　对于今天众多不了解朝鲜空战的朋友，很容易被Light的这些说词迷惑。看看：苏军米格师的番号，击落戴维斯的苏军飞行员的姓名、甚至军衔，击落的过程都有了，自然会以为Light的这一番叙述，肯定来源于那个“潘朵拉的盒子”里“藏”着的史料，即：
　　一、前苏联的秘密档案；
　　二、前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秘密曝光；
　　三、还健在的苏联飞行员也出来说话。
　　我作为一名亲身经历朝鲜空战的志愿空军战士，确切相信戴维斯就是由张积慧击落的。当然不相信Light的“戏说”，便发帖向他质疑，要求他披露这些前苏联空军史料。
　　Light的答复如下：

　　王老，戴维斯这篇文章写在两年多之前，根据的苏联资料没有太多的细节，是需要再细查。

　　Light的回答虽然有些羞羞答答，但还是说了真话。“根据的苏联资料没有太多的细节”，这是Light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是承认了他那个所谓的“潘朵拉的盒子”并不存在。他那些所谓的“前苏联的秘密档案现身，前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秘密曝光，还健在的苏联飞行员也出来说话”等等苏军史料，不是“没有太多细节”，是一份没有！因为“没有”，才拿不出来。但是，你又不能不佩服Light和他的那位朋友的“胆量”，他们就是敢于在没有史料依据的情况下，编排出那样一个看似具体而又翔实、离奇的苏军米格击落戴维斯的戏说。
　　那么，张积慧击落戴维斯之战，到底有没有苏联空军参加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1952年2月15日，获悉戴维斯被击落的消息后，在发给空四师和空联司的加急电报里，并没有先入为主的框框，而是明确指示“据合众社华盛顿消息，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于2月10日在朝鲜北部上空被击落，着空四师尽快查明戴维斯究竟是被空四师击落？还是被苏联空军击落？抑或被地面高炮部队击落？”
　　换言之，空四师和空联司这两级首长机关，按刘亚楼的要求，要用排除法进行三者选一的抉择。我们不妨也来验证一下，看看这两级首长机关，他们当初的抉择到底有没有错误？
　　在这里，最容易排除的是地面高炮部队。因为空四师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到戴维斯和张积慧的坠机地点：志愿军陆军50军149师所在地调查。地面高炮开没开火，这一点很容易搞清楚。再说，当时我军内部有规定：对于正在空中格斗的敌我双方的飞机，为避免误伤，地面高炮是不能开火的。
　　关于苏军米格。
　　我们都知道,一个新闻事件，有三个要素要调查清楚：时间，地点，情节。
　　Light和他那位朋友的错误（包括那些怀疑这一场空战与苏军米格有关的人），在于他们只有大胆假设，却省略了小心求证。他没有先去弄清楚：
　　在1952年2月10日那天清晨，所谓苏军第97米格师的米格，是甚么时间起飞的？
　　同样，Light也没有搞清楚：
　　空四师的米格是甚么时间起飞的？
　　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问题的关键，在起飞时间上。
　　我们从空联司（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刘震，张积慧所在的空四师师长方子翼以及张积慧的回忆中，都能互相印证一个事实：那天空四师的师编队，在刘震司令员前一天的特意安排下，比平时的正常起飞时间大致早了一个钟头。
　　对于这次行动，刘震回忆录里有如下回忆：

　　二月九日晚，我在指挥所召集作战处处长岳天培、指挥所所长沈甸之、通信处处长杜力和领航科长陆锦荣等有关人员一起研究作战指挥部署。我们分析敌机活动规律，发现敌人每天早晨总要起飞三十多架飞机到鸭绿江以南进行活动，侦察天气，而我志愿军空军在前一段实战锻炼中，却没有在早晨和敌人打过空战。因此，我决心出敌不意打一仗，遂令作战部队的飞行员明天不吃早饭，只吃些点心，于四点半以前（此时间有误—王剑贞注）作好一等战备，听令出动。我们完成作战预案的制定，到二十四时才结束。我休息了三个小时，十日三时又进入指挥所，检查了作战部队的战斗准备，了解了天气情况，并作了补充部署。
　　十日五时（此处时间有误——王剑贞注），空气清冷，薄云蔽日，我雷达发现美机数批先后侵入平壤、沙里院和价川地区，其中F-84、F-80十六架、在 F-86十八架掩护下直向铁山半岛飞来，我判明敌人企图后，令空四师起飞两个团，按作战预案出动……三十四架，十团十六架为攻击队，十二团十八架为掩护队，急速飞往战区。

　　在郑赤鹰对张积慧的采访中，张积慧回忆如下：

　　1952年2月10号这一天，这个时间是永远记着的，印象很深刻。这一天的战斗和平时不一样，这一天早上，不到七点就起飞了，往常都是上午九、十点左右起飞。这回，刘震将军——刘震当时是志愿军空军的司令员，他早就准备了一个方案，要给第四联队一个狠狠的打击。第四联队是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的主力之一。刘司令考虑了一个方案，要给敌人一个突然打击，所以那天起飞比较早，我们全师都起飞了。

　　这个具体起飞时间，在《朝鲜大空战》一书有明确记载：早7时07分。
　　因为提前一小时起飞，四师的飞行员们，没有来得及吃早饭，只在机场匆匆吃了一点点心，就登上战机。
　　提前一个钟头起飞，说明甚么？
　　当时，无论是年青的志愿空军，还是苏联空军，都只能进行白天晴好天气情况下的空战。亦即当时我方空战的特点是日出而战，日夕而止。这个“日出”的时间在冬季，大体在早8时左右，“日夕”大体在下午16时左右。假如这场空战是在早8时以后，这时空中最多会有多少架苏军米格呢？当时苏军在我方一线机场部署有四个米格师。若按每师出动一个团编队计算，此时在米格走廊上空，可能会有4支苏军米格编队，有大约60来苏军架米格。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究竟是那一支米格编队击落了戴维斯，自然有些难度。但是，如果此时苏军四个米格师和我志愿空军的其他米格师的飞行员，都还没有登上飞机，那些米格机群都还一律停在地面的停机坪上；在击落戴维斯的那片空域，只有空四师这一支米格编队，而且，只有空四师的张积慧双机曾和F－86交过战。
　　是的，还停在地面的苏军米格，怎么可能去打掉飞在高空的美军的F－86战机呢！
　　这样，看似很复杂的事情，就被简化成一个时间差。击落戴维斯的战果归属问题，成了一个简单的逻辑判断。这里还有甚么难度吗？不要说是志愿空军的两级首长机关，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会对此做出正确判断。
　　这里还存在苏联空军击落戴维斯的可能吗？
　　这里还存在志愿空军米格与苏军米格的混合编队吗？
　　顺便说一句，志愿空军的米格，除了在空四师最早参战的时候，曾经有很短的时间跟在苏军米格后面，学习空战。此后，因为语言与协调等方面的原因，我志愿空军各师的米格便一直是独立作战，从来不与苏军米格混合编队。持这一说法的朋友，对那段历史缺少了解。
　　这里还存在空四师去向苏联空军争抢这个战果吗？
　　一个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剥离开来，其实就是一个时间差。
　　有意思的是，志愿空军击落的第一名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戴维斯，是1952年2月10日清晨，由空四师出动的第一批米格编队击落。而志愿空军击落的第二名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却是一年后的1953年4月7日下午4时多，由志愿空军15师在这天最后起飞的一个米格编队的韩德彩击落（我就是15师的，而且亲眼目击了那场空战。50多年后，我成了那场空战的一名目击证人）。一个开头，一个收尾，是历史的巧合吗？

　　（待续）

苍野：龙应台《大江大海》读书笔记之一、之二

　　龙应台的妈妈应美君，夫婿是驻常州的宪兵队长，娘家是当地也算有钱有势的家族：大堂里挂着历代祖宗先容，可以有整船的货发到杭州去卖，绝对是国府治下的中产以上家族，可算是和国府同休戚的精英稳拿（Winner）阶层。

大江大海笔记⑴·美君离家和应家的私盐
　　
作者：苍野
　　

　　市面和网上为这本书吵得不亦乐乎。太祖御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水木有五毛党提供下载，一边翻一边写笔记吧。
　　
　　龙应台的妈妈应美君，夫婿是驻常州的宪兵队长，娘家是当地也算有钱有势的家族：大堂里挂着历代祖宗先容，可以有整船的货发到杭州去卖，绝对是国府治下的中产以上家族，可算是和国府同休戚的精英稳拿（Winner）阶层。
　　然后他们家族贩私盐，在抗战期间偷逃国府的盐税，妨碍抗战期间已经很艰苦的国府财政——
　　
　　城里的人都知道，应家这个女儿厉害，十七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
　　
　　据前文，1949年时，龙妈妈24岁，她的17岁，是1942年。
　　这时的淳安，是国军军事要冲。本年4月浙赣会战爆发时，国军三战区副长官上官云相曾进驻此处，指挥钱塘江北岸各部队作战。军统旗下武装忠义救国军总部在此，杜月笙和戴笠合伙的“通济公司”的淳安分公司在此，猛做国统区与沦陷区之前的贸易，大发利市，淳安县城市面空前繁荣。
　　这时的杭州，处于日伪占领，日13军70师团重兵屯驻于此。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能孤身（？）押着整船的货物，来往于日伪和国军控制区之间，还没出过事情；我们只能首先佩服龙妈妈的有胆！有识！有手腕！厉害！，其次赞叹日军国军之间的和乐融融，共同把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这条水路建设成财富之路，文明之路，龙妈妈和应家的家族长辈带着整船的私盐从杭州往淳安贩卖，路上随便撞上一个缉私队（不知是日伪的还是国军的？），看见年轻女子的胴体，都那么温文有礼：
　　
　　士兵（检查了两包做幌子的官盐后）……转身要进舱房……一转身，就看见那年轻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舱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时吓了一条，美君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嫂子刚刚在给孩子喂奶”。缉私队长忙不迭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了，你们快开船吧”。
　　
　　真真是胡兰成笔下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1942年夏，日军进犯金华、兰溪、衢州、仅衢州一地——
　　
　　“环城三四十里内，一日可以往还者，莫不遍及，米盐牛畜、日常用品扫地以尽。有不满其欲，则全村焚毁，杀人如麻”；“城郊各处，大火连续，经月不熄。参天树木及握把小株，炮轰斧斫，无一幸免”。“当时有‘十无’之谣，谓市无人，田无谷，山无木，村无屋，食无粮，着无衣，病无药，死无棺，家无丁男，室无贞妇”。“士兵死亡，约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十余万架”
　　
　　好吧，回到江上龙妈罩的那条船。姑且认为这么好商量的缉私队是国军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时当抗战，国府财政支绌，盐税一加再加，几占总税收的四成，后成为税收第一大宗；到后期，一斤官盐的售价里，90%是盐税，升斗小民负担极重。
　　而有本事有关系贩卖私盐的人，自然也能大赚其钱。但是……自古以来，盐税重，则贩私盐者众，则官府稽查处刑重，则贩私盐或者拉帮结伙，黑道武力贩私（最牛私盐贩子黄巢张士诚向大家致敬），或者搞定官府中人，搞官版私盐。两个都没有，那么被官府拍死或被同行阴掉的可能性极高；
　　应家的生意已经做到敢运整条船的盐货行于江上，各位觉得属于那种情形？反正我不认为是临时起意想侥幸做一票的第三种……
　　不管怎么样，托杜老板戴老板上官长官以及国民政府的福，属于稳拿阶层的应家抗战期间在淳安的日子过得不坏，私盐行于江销于城，偶尔碰到心里有数的缉私队，打个花胡哨也就过去了，为了保卫应家在内的稳拿阶层以及国民，国民政府课征的越来越重的盐税，就以累退的效果，扣到那些没有应家路子、面子的卢瑟（Loser）小民的头上。
　　盐税以及整个税收如有不足，需要印票子导致的通胀负担，作为变相的累退税，也只有卢瑟小民才会叫苦连天。稳拿的应家问题不大，真真过着胡兰成笔下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日子，哇哈哈哈哈……

大江大海笔记⑵·柏、龙版本学·你们饥饿吗？
　　
作者：苍野
　　

　　人要诚实，不要说鬼话，诚实是一种文化、一种力量、一种责任

　　　　　　　　　　　　　　　　　　　　　　　　　　　　　　　——柏杨
　　
　　1948年末，沈阳解放，柏杨（郭衣洞）从沈阳逃亡去北平。
　　1949年初，北平解放，柏杨目睹解放军入城，后再次逃亡南下。
　　1988年，离乡四十年后，柏杨重访大陆。回台后在《中国时报》上发表文字61篇，1989年，结集为《家园》出版。
　　内中一篇对于北平解放的回忆，题名为：巨城末日。
　　摘录如下：
　　
　　有些人连背后给英雄一声赞叹都不肯，反而认为别人都“傻”
　　……
　　这是一个震撼的呼唤，一会儿功夫，房间里坐满了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只是不知道不祥到什么程度。十分钟到了，〈小俩口对骂〉戛然中断，男播音员声音：
　　“各位听众注意，各位听众注意，本台报告重要新闻，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第一条……，第二条……。”
　　最后一个字播完后，立刻再响起：“自从嫁了你，幸福都送完……”
　　……
　　第二天（元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我和徐天祥挤在人群中参观，学生们的秧歌舞，一个接一个上场，那是一种连一点美感都没有的简陋动作，我不知道共产党为什么把它当作圣舞一样，到处展示！至於学生，国民党为了讨好，安抚，天天供应他们大米白面，可是学生却天天游行示威“反饥饿”，国民党束手无策。现在，北平解放，一夕之间，大米白面无影无踪，学生改吃陈年小米（小米一经过冬，油性全失，难以下咽），和半咸半不咸的乾菜。使人不能理解的就在这里，学生反而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这是一项奇妙的对照，说明共产党的法宝远高过国民党。也说明政治情绪一旦发作，是非黑白，全部颠倒，天理良心，也全都埋葬。
　　虽然是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但武器却大多数是国军的，尤其是卡车，青天白日军徽还没有涂去，驾驶兵青天白日帽徽刚刚摘下，尚留著圆形的白色痕迹，而坐在车上游行进城的男女学生，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唱特唱。就在车队行进中，一个身穿整齐军服，领佩少校阶级的国军军官，突然从群众中跳出来，拦住去路，手指著车上的年轻人破口大骂，那些年轻人似乎没有想到这个场面，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应！后边车子上的学生却在吼叫：“冲啊，冲啊，压死他，压死他！”我不敢再看下去，以后的结局可能是血肉模糊，也可能只把他扣押，那可是众目睽睽下的反革命现行犯。当我把看到的告诉同住在口袋胡同另一位其他的国军朋友时，他嗤之以鼻的说：“傻子！”我打了一个寒颤，有些人连背后给英雄人物一声赞叹都不肯，反而认为别人都“傻”，只有自己绝顶聪明——那当然是中国人传统模式的绝顶聪明。
　　
　　1996年，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的《柏杨回忆录》出版。对于从沈阳跑到北平，柏杨的描述是：
　　
　　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的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声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倒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军官兵，现在却是那么有秩序的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有的像Ｓ形转来转去。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第一流国民。
　　徐天祥在一旁说：“共产党真行！”
　　我回答说：“不，这是恐怖下的产物，中国人没有管束自己的能力。”……我们到了皇姑屯，安静的出站，站外挤满了农家用的马车，这正是乡下人农闲赚外快的时候。我们雇了其中的一辆，南下山海关。这是一趟奇异经验的旅途，入夜之后，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紧夹着马车进发。这批解放军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攻击北京，人民解放军军风的严明，使我们咋舌。在黑暗中，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
　　我总是回答：
　　“我们是国军。”
　　当对方一时听不懂，或弄不清楚什么是国军时，我就作一个总结说：
　　“我们是蒋匪！”
　　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马车夫有时还吆喝他们：
　　“让路，让路！”
　　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的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
　　“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
　　就在山海关附近，我看到一个国军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一滴一滴的滴在路上，他双肩架着支架，一步一跌，跌下后再艰难的自己爬起，然后再一步一跌。他是湖南人，他说他要回家，家里还有母亲、妻子，还有弟弟。他在新六军当少尉，眼睛大大的，十分清澈。我送给他一块大头，他收下来说，他将来定要回报。
　　多少多少年后，海峡两岸开放，来台的很多大陆军民重回家园，这位军官下落不知如何，恐怕已成春闺梦里的人！
　　
　　对于北平解放时的回忆，则是：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堂堂皇皇进入北京，街上挤满了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学生，当然也有小市民，可是他们跟站在两旁看热闹的国军的残兵败将一样，脸上充满了疑惧。那绝对不是一个万人空巷以迎王师的场面，但却是年轻学生们长久盼望的日子。他们在街头兴奋的奔跑，扭着秧歌，还在旁边用口琴斯斯文文的伴奏（秧歌是东北农村插秧时的民间简陋舞蹈，跳起来时，你说它有多丑，它就有多丑，那是一个绝对上不了台面的舞蹈）。可是，共产党既然提倡它，它就成为青年们的光环，很多学生乘着还没有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街上奔驰高歌。
　　就在东单，突然间一个国军少校军官在马路上把鱼贯而进的车队拦下，抓住驾驶座右座的两个大学生，一面哭，一面咒骂：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那位少校已经失去理智，一边哭，一边骂，一边殴打，一时间全街都呆住了。最后还是他的同伴把他强制架走，才没有惹下大祸。
　　
　　7年之间两个版本，后一个版本加入了在东北“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的感慨；在北平，对秧歌的鄙视照旧，但关于大米白面的咒骂，从柏杨的感想评论转入国军少校的口中；直到88年还认为那个国军少校是英雄，这个40年不变的看法，在7年之后默默地移除了。
　　柏老，我很佩服你，那么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场面，你居然能够听清楚少校快一分钟的咒骂；1988年不敢去看他的结局，1996年就记得他被同伴强制架走了；到底是当年看到了结局，88年不肯说涅，还是当年没有看到结局，96年自行补完涅？
　　2009年，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出版。
　　第32节，从《柏杨回忆录》里摘录了东北逃亡对于断腿的国军军官的目睹，额外加入了几句抒情，把令柏杨咋舌的严明军风，不刁难马车的淳朴，柏杨“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的感想，统统删除。
　　第36节，把国军少校的抓狂，大米白面的控诉，“你们饥饿吗？”的质问，一字不差的照录。
　　下一句，是同样也在队列“冷冷旁观”聂华苓，就此逃离北平。受不了忘恩负义的北平大学生咩？
　　好，版本梳理工作结束，下面我们来看看，大学生是怎么忘恩负义地吃着国府的大米白面肥肉反国府的。
　　
　　——1946年9月，当年在国统区影响颇大的《大公报》发表短评《救救学生》：“平津学校一股穷像，伙食坏，煤炭缺，真是两餐不饱，三冬难过。”
　　——1947年年初，《大公报》年初时评《今日学生的烦闷》又书：“无数青年学生，破衣两席，旧被一条，每餐白水菜汤半碗，咸菜一碟，窝头三个，随时对着学校催交学杂费的牌告发愁，这生活真够困苦了。”
　　
　　你们饥饿吗？
　　
　　——清华大学薪水最高的教授，在1946年底还可以领到薪金83万元，能够购买23袋面粉。半年之后，物价陡涨，一个教授的月薪已经不够买10袋面粉。北京大学仅这一学年，就有600多名学生因贫病而休学。
　　——国统区的学生，一日三餐成为最大的问题。在上海，交通大学四年级学生江泽民为了养活自己，利用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此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品，大学生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泽民勉强维持生计。
　　
　　你们饥饿吗？
　　
　　——1946年12月，国府行政院规定大学生副食费每月2.4万元，到5月上旬，食物价格涨了4倍，而副食费不变，每天副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
　　——南京中央大学行政当局鉴于学生伙食已经差到不能再差的地步，一边向教育部打报告，一边自己临时调整到每月4万元（四根油条），
　　——5月上旬，行政院重申公费生副食费标准为2.4万元，把中大的临时标准强行打回到2.4万元的两根半油条。
　　——此时，北京大学学生公费远不足以支付伙食费，伙食由米饭改为吃棒子面的丝糕，每天只能吃白水煮青菜。
　　
　　你们饥饿吗？
　　
　　——5月10日，中央大学伙食团贴出布告，副食费无法维持到月底；两三天内，中大学生在宿舍区贴出大量要求增加副食费的文稿，签学号者不下两千，包括很多三青团员在内。
　　——内中中央大学医学院学生证明，维持最低健康标准的副食费用是每月11万元。
　　——5月12日，中大举行学生大会，大会决定，13日罢课，派代表去行政院、教育部请愿；
　　——5月13日，上海医学院学生在自己进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15%的学生因营养低劣得了肺结核病，一同学因贫病卖血而暴病死亡。

　　你们饥饿吗？

　　——15日，中大、剧专、音院等学生四千人举行反饥饿游行，许多埋头读书不理政治的学生也参加了。
　　——朱家骅接见他们时说：“副食费要增加到10万元，绝对办不到，现在国家正在打仗，财政有困难，哪里有这许多钱！”
　　
　　朱部长，你饥饿吗？
　　
　　——5月13日到5月19日，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的各大院校纷纷罢课。
　　
　　5月18日，蒋介石发表书面谈话：
　　
　　最近发生之学生运动，实已越出国民道德和国家法律所许可之范围，显系共产党直接间接所指使，如长此放任，不但学风败坏，法纪荡然，势必使此作育青年之教育机关，成为毁法乱纪之策源地，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为保障整个国家之生命与全体青年之前途，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
　　
　　——5月20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同期，柏杨在东北。1946年末，他就通过木材生意赚到十两黄金，相当于今年的八万元人民币；1947年夏秋，又在沈阳连逢贵人，获聘私立辽东文法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又通过三青团青干班同学的关系当上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少校政治教官，不久又有军中将领答应每月给他和同学一个连的补给品（比不断贬值的票子之前多了），用来办一家日报。衣食无忧，前途无量，1947年的柏杨，真是稳拿（Winner），稳拿，绝对的稳拿。报纸上一篇篇关于学生们的饥饿、反抗、被打被杀被关的报道，那都是卢瑟（Loser）们自倒霉，关他P事。

　　郭少校，你饥饿吗？

　　但好像很不幸的，仅仅一年半之后，那些卢瑟们似乎就翻了天，一副胜利者的腔调；他这个三青团稳拿就只能一路仓皇南下；四五十年后，或自己说，或者借他人之口，诅咒那些当年实在是饿肚子的卢瑟“大米白面吃饱忘恩负义闹腾要遭报应”……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至于龙应台……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前因后果，背景评论，香港大学的图书馆里必然收录有相关报纸报道。在香港写大江大海一年半的龙应台……柏杨的口述实录价值最高，最高，报纸查核无用哈。
　　
　　参考文献：
　　柏杨，《家园》
　　《柏杨回忆录》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P186-P199
　　CCTV，丁亥·1947（上）

踩着两位老爹的脚印⑽——记2009年秋红家儿女雪山草地行

踩着两位老爹的脚印⑽

——记2009年秋红家儿女雪山草地行

第十天和第十一天松潘——茂县——成都

松潘-小姓沟-毛尔盖-鱼巴渡：黄色箭头线是我们与红军路线重合部分，红色箭头线为红军活动路线　　

松潘
　　

　　松潘县城是一座是历史很悠久的名城，早在汉唐时期就很著名。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和亲”的“千古佳话”，就跟这座小城有着不小的瓜葛：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遗使长安请婚，唐太宗虽示通好之意，却并未允婚。于是松赞干布起兵20余万，在今阿坝甲本塘一带与唐军决战，唐军败北，吐蕃兵临松州城下。唐太宗令吏部尚书侯君集率步骑5万驰援，唐军夜袭吐蕃军营，遏制吐蕃声势。太宗见好就收，应允松赞干布求婚，于是便有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

一大早从松潘出发——这是松潘城门前的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石雕

　　建国以前的松潘境域很大，现今的阿坝县、红原县、若尔盖县、九寨沟县、黑水县均无县治，其境域大都属于松潘，就是红军经过的草地，当时都叫作“松潘大草地”。而在古潘州衰落之后，松潘就更成了川甘、川青两省重要的重镇要津：从松潘向北经黄胜关或弓杠岭均可进入包座河谷中的川甘驿道北出甘南，向东北则可经南坪、平武等地北出陕、甘。所以红四方面军主力从北川峡谷进入阿坝地区后，立即就分兵一部沿岷江峡谷两岸向北进取松潘。

小姓沟河谷一角

　　那时1933年松潘大地震过去还不到两年，余震仍很频繁（据徐向前元帅回忆，红军甚至还因这些余震付出了牺牲：红三十军有一个班就被余震造成的塌方给埋了！），地震后形成的叠溪海子（实际上是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也造成了一片“水障”，部队要经船渡才能北进，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运动速度。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却进占了平武，尔后沿涪江而进，待红军兵力完成集结后时，胡部已进抵松潘巩固了防务，至7月下旬，红军虽经苦战，还一度进占过松城附近的东胜堡，但却无力拿下松潘，双方在牟尼沟、大姓沟至镇江关一线形成对峙……

正在拓宽道路，我们上上下下都得垫石头

　　松潘未能夺取对两河口会议确立的“北出陕甘”方针的不利影响至大，这意味着红军不得不冒险穿越草地。而这个不利影响与“张主席”磨磨叽叽要跟中央“解决组织问题”也有一定关系：7月初红一、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本已进抵毛尔盖地区，如果主力及时集结从洞垭（今洞亚恰）向黄胜关杀出，从侧后绕攻松潘，也还有一定程度的胜算——那时胡宗南部的尚未全部进抵松潘，防务部署还未完成。而直到7月中旬芦花会议上“张主席”的胃口得已部分满足后，《松潘战役计划》才得以明令下达，而这个时候最好的时机已成过去。
　　不过我个人认为，“松潘战役计划”的流产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不是“张主席”的是刻意延宕，如果成功概率不高的“长途奔袭一举拿下”的时机已失，再行强攻则需要巩固的后方和有力的后勤支援，而这个条件红军方面当时并不具备至少是不完全具备。因为从地理要素上来说，要满足这个条件需要打通黑水河和毛尔盖河两条流域，这个任务当时完成起来相当困难：这片地域地形复杂，土司统治相当顽固，民风也很强悍，直到7月中下旬红军才算打通了这两条流域，而且还谈不上巩固，与当地藏骑武装交火那更是家常便饭！——这个地区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国民党残部和反动土司的天下，曾被“自由世界”称之为“陆上台湾”，西南军区花了很大力气甚至动用了航空兵参战才算彻底荡平……

小姓沟河谷风光

　　其实当时驻扎此间的国民党军也很痛苦，虽然他们的供给与红军相比那是天壤之别，但同样也要面对“吃饭问题”，也要面对雪山和草地！那时节国民党军的供给主要是从甘南经松甘驿道而来，那条道道路崎枢，人马难行，背负的粮草大部分都要消耗在路上，时常也是接济不上要饿肚子，国军的供应官们也得时时押着县太爷去缠着土司头人连哄带唬才能给队伍弄到饭吃。
　　……
　　现如今的松潘城被打造得很漂亮，九环线、213国道都从此间通过，发财肯定是大大的啦！
　　在松潘城住了一夜后，我们出城沿岷江南行，经镇江关去了毛尔盖。
　　
　　

小姓沟·腊子山
　　

　　从松潘县城到镇江关有45公里，3.14地震后路面正在重修，不过影响不大。
　　而从镇江关到毛尔盖就很成问题了：这条道原是一条林区公路，路面很差，上个世纪长江大洪后这边厢禁采禁伐后拉大材的大车没了，一般的越野车跑起来还算可以——我们几次穿越草地也都打这儿过过。而2007年国庆大假最后一次穿越草地从这里通过时，这条道已经是非常漂亮的柏油路面了，当时我们还感叹这边厢从此“天堑变通途”了。
　　这次我也是带着这个印象把大哥大姐引领上这条道的。

燕云乡政府所在地卡龙，当年红军右路军右翼部队集结和出发地——杜老爹来过滴！

　　然而从镇江关一进小姓沟才发现，这个印象把俺给哄了！这条道现在又被刨开重建了，后来才听说是地震后交通部门又弄到钱了，准备把4米宽的路面给拓宽到8米！我靠，这虽然是件大大的好事，可这条行前我认为最不会出问题因而没有过多注意与了解的路线却把我们折腾得很是够呛——大大影响了行车速度，最后还不得不走了夜路……
　　小姓沟河谷当年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隔岸对垒的地方，现如今在和平阳光的普照下也是一片如诗如画般的秀丽田园。沿河谷上行直到腊子山这一片地方海拔高度较低，日照时间长且植被丰富，宜农宜牧宜林宜桑，出产也相对丰富，金秋时节纳凉休闲更是一个好去处。如果将来这条公路拓宽完成了，相信会有很多人在此流连忘返……

走亲戚的藏家妇女

　　在翻越腊子山前最后一个较大的村落是燕云乡政府所在地卡龙村，这个村与黑水县治内的那个著名旅游胜地卡龙沟同名，当年在红军长征文献中称为“哈龙”，是第一次北上时红军右路军右翼部队完成集结并向草地开进的出发地，叶帅、徐帅、李先念和杜家老爹应该都在这里住过，但究竟是住哪家哪户现在当然是谁也说不清楚了。3.14地震后这里的老百姓倒处都在起屋基建新房，要再过年把两年，恐怕就倒处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了。
　　从卡龙到腊子山地势逐渐升高，山川的植被也逐渐减少。上得腊子山垭口，就完全是高原风光了。腊子山海拔并不高，但从山麓东坡翻起来还是比较吃力，但上了山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下山”了——山西麓就是毛尔盖的那一片坝子。

开始上腊子山了

　　过了腊子山垭口不久有一座水泥小桥，名曰“屈锦桥”（《杨成武回忆录》称为“七星桥”），是个什么来历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清楚。这座桥当年是座木桥，1935年第一次北上时是红军右路军左翼部队的进入草地的始点，1936年第二次北上时红军右纵队也是从这里开始过草地的——那时寇老爹也在这里留下了脚印，而杜老爹年前随徐、陈首长和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也通过此桥路下了腊子山，尔后又紧随叶剑英所率右翼先头部队之后沿小姓沟上行，翻过洞亚恰（当时称“洞垭”），在前两天我们去过的那个年朵坝与左翼部队的路线汇合后，又去了班佑……

杜家三姐妹在腊子山上

　　从这里进草地的路线我们多次蹚过，但这次因日程和道路关系也只能选择放弃。
　　到毛尔盖的索花村时已是晌午时分，我们一行在老朋友旦巴家，简单吃了一碗面条就去了索花寺。旦巴家女主人告诉我，前年路修通后手机也能打通了，不久后电话线牵过来座机也要通，今天我们要来此间可以事先跟他们联系了。这个消息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好多新队友一直跃跃欲试期待着来体验一下穿越草地的快感……
　　
　　

索花寺·沙窝村
　　

　　索花寺此前我们来过多次，这座寺庙虽然已翻新，但却是长征史上一个很著名的所在：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过一个扩大会议，会议拟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计划》，再一次明确了北出陕甘，在夏河洮河流域与敌决战，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其实红军早在一个多月前的7月初就到了这个地方，7月1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从打古山上一下来就在毛尔盖一带与胡宗南部李日基营交了火。9日即将李营逐退至索花寺，李日基见待援无望即弃寺逃向腊子口垭口，临行前为了不让带不走的武器弹药和粮草留给“共匪”，还给寺庙点了一把火，幸而红军及时扑救，火势未能漫延，这些武器弹药和粮草大部分还是到了红军手中……

今日屈锦桥——当年只是座木桥，这是当年红军右路军右翼部队过草地的起点，一年后寇老爹也是经这里过的草地

　　逃到腊子山垭口的李营还是没有撑上几天：16日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八团赶到，与红一军团侦察连相互配合，终将李营聚歼，仅李日基率少数随从从腊子山上滚下，经牟尼沟逃往松潘，尔后便红军基本上控制了小姓沟流域并在此间筹粮。

从右岸这条道就进草地了——呵呵，我们摩托队蹚过多次……

　　红军右路军在此间筹粮其实也遇到了一年后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期间同样的“吃饭问题”：按《夏洮战役计划》的预定行军计划，右路军要以10～15天的草地行军进至夏河洮河流域——也就是要在此间筹足10～15天的粮草！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勉为其难的任务，上边对下属下的那完全就是“硬指标”，完不成任务还有种种处罚——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的童小鹏老人就曾记录过他因为未完成指标而被罚站的故事，而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元帅也在其自述谈及过战士们拉走藏民的牛而藏民在山上哭喊时他心中那种“揪心的痛”……
　　这也是没有办法——部队也要赶紧找到饭吃才能尽快脱离此间啊！
　　由于在北上方针上党中央与“张主席”的纠缠，红军右路军的队伍在此盘桓了近两个月！

今日索花村

　　徐向前元帅后来也道出过他当时苦涩的心境，当时政治局大佬们老是吵来吵去，部队也老是动不了窝，弄得历来出语谨慎的他也斗胆跟“张主席”抱怨了一番：能不能先找个能吃饭的地方你们再吵吵呀？
　　好在毛尔盖会议后右路军迅速北上了，再后来中央红军一、三军团随党中央北上了，可红四方面军四军和三十军还是被迫穿越草地南返，又打这片吃不上饭的地方经过，又为了“吃饭”而不得不面对“与民争粮”的困境，甚至经常与藏民们交火掐仗；而年后寇老爹他们又从此间经过时，还是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好在那时右纵队人数不多，北上目的又很明确，过境行动相当迅速，所以境况相较年前也有所缓和……

老朋友旦巴家吃了一碗面条

　　离开毛尔盖后我们继续沿毛尔盖河下行，又到沙窝会议旧址作了短暂停留。沙窝会议旧址就在血洛沟沟口，离大路很近，是一个两层的土楼——3.14地震后这里都在建新房，这座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土楼在新房的包围中显得很是惹眼。据说这座土楼2006年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我们几年前来时见过的那家住户已经迁走，楼也成了空楼……
　　沙窝会议是1935年红军第一次北上时“张主席”参加的最后一个政治局会议，会后他就返回卓克基、马尔康地区，尔后又率左路军去了阿坝。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当时他曾建议“张主席”全军都一路从毛尔盖地区北上，但未能得到张的同意。估计“张主席”那会儿心中还在盘算经阿坝出青海的主意——这个主意在芦花、沙窝两次政治局会议均遭否决，不过从客观效果来看，张分左、右路军北上并不是一个坏主意，至少是一个不无道理的主意，这道理其实就是一个“粮”字：分道北进也就是分道就粮！

上图：索花寺大殿，被焚毁过，这是翻新的；下图：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文保碑

　　从沙窝再向下行时天色已近黄昏，因为次日就要赶回成都，毛尔盖河沿岸到处都在修路修电站，道路十分泥泞难行，所以我们决定放弃到黑水芦花会议会址盘桓的计划（杜老爹很可能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沟后就直接奔茂县住宿。而出得毛尔盖河谷我才发现，3.14地震后此间已是面目全非，以至于多次往返此间的我已完全认不出来了：新的302省道就建在地震被毁的公路上方的山腰，而且修得十分宽敞，看来地震后的“中国速度”的确名不虚传，以后我们再来此间也就费不了恁多的蹉跎了……

这种头饰是毛尔盖妇女专有的

　　可惜过黑水河谷时已是晚上，沿途的几个地方如木苏、瓦钵梁子、维谷、色尔古藏寨、岷江畔的渭门等地也就没法看到了，而这些地方就是当年杜老爹跟随徐总转战过的地域，他们也在这条河谷中与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彭德怀等首长首次相晤的。
　　当晚21时后，我们才到茂县住下。
　　
　　

行程之外：杜老爹理县历险

从鱼巴渡到汶川：黄色箭头线是我们与红军路线重合部分，红色箭头线为红军活动路线

　　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茂县这个地方都是个枢纽地域：从茂县向东经北川峡谷可以到江油，这条道也是当年强渡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阿坝地区的主要通道，著名的千佛山战役、土门战役就发生在这条峡谷中；向南沿岷江峡谷经汶川、都江堰即可进入川西平原，直趋成都“吃大米”；而在汶川县治威州镇西转，沿317国道又可去理县、马尔康——这条道也是当年杜老爹随徐总走过的道，而且在如今理县治杂谷垴镇的喇嘛寺，杜老爹还有过一段历险经历……

沙窝会议会址，现在是保护单位了，原主人已迁出。

　　那是1935年6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部进入理县佳山、薛城、杂谷垴地区。那会儿部队刚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一些保商护境的地方武装都当作“地主武装”对待，对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有着很大影响力的寺院也没有什么“统战”的概念。总部到这边厢时，甘堡保商队长桑福田主动找上门来表达欢迎和示好之意，不料却被警惕性很高的红军战士们当“民团头子”一根绳子给绑了起来！尚在茂县的张国焘又听人报告说杂谷垴喇嘛寺中有一名叫简博施的汉人在“讲经”，而且这位汉人还有过在军阀部队做官的经历，于是便武断地认为简就是一“国民党特务”，当即来电着“保卫局”将他和已被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松绑且安抚下来的桑福田一并抓获予以枪决……

当年，政治局大佬们就是跟这儿围着火塘开的会……

　　其实这位简博施虽然与四川军阀杨森有“金兰之交”，但也是朱德总司令的老相识——呵呵，朱总司令早年也跟杨森换过兰谱：他民国初年在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下当过旅长，后来又任杨森部队的炮兵指挥官，还在万县炮击过英国军舰（当时简任万县炮台司令）。这些年因看破红尘潜心佛学，不再过问世事，1935年初，又离家到藏区寺院当游学居士，与“特务”什么的应该没有多大的瓜葛……①
　　这些情况曾在川军中任职的王维舟可能有所了解，所以当时就曾去电建议张国焘要慎重处理。
　　然而“张主席”还是直接电令保卫部门开了杀戒。
　　这一来就把事情搞得很被动了，桑褔田和简博施被抓本来就把喇嘛寺僧人、保商队和当地百姓整得很冒火，他们已经聚在喇嘛寺嚷嚷着要红军“放人”，还有武装喇嘛已经在用冷枪袭击过往的红军。而这边厢那当口也没有什么主力部队，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数警卫人员，现在人已经被“张主席”杀了当然也就没法“放回”，要想把事态捂治平息下来也就十分棘手。而在佳山的徐向前总指挥认为这事儿还是应该与寺庙方妥善协商以消除误会，即派杜老爹和另一位参谋与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刘瑞龙一起到杂谷垴找到了王维舟，王军长本来也是这个意思，于是带上一个警卫员和杜、刘和那个参谋一起到喇嘛寺去“和平协商”，孰料喇嘛们虽然答应他们进寺谈判，进了寺却让武装僧众将他们团团包围起来，声称“不放人就免开尊口”，而王、杜、刘等尚未开口，那位参谋就抢在前面说了一句“放不放人要看我们谈得如何”，而这句话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声枪响，参谋立刻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王、杜、刘等反应也快，立马就亮出了家伙顶在为首的“活佛”的脑门子和腰间：
　　“你们谁敢动手，马上就送活佛升天！”
　　杜老爹们进寺前为防意外，每人都掂着一支川造汤姆森，这家伙什在当时属于很稀罕也是很凶猛的武器，当下就镇住了寺内的一干僧众和保商队士兵。杜老爹们裹挟着“活佛”慢慢挪到寺门外便放开活佛咣当一声把门磕上，然后相互交替掩护撤到了有利地形，与追出寺门的僧众们乒乒乓乓打了起来，把聚在寺院的老百姓都吓得四散奔逃。但如此一来也很麻烦：这一带只有总部机关和后方勤务人员，没有主力部队，虽然几支川造汤姆森炽盛的火力暂时压制住了喇嘛们，可要老是这么着相持下去对杜老爹们非常不利，要捂治不住事态扩大了对总部安全也有影响，而且几天后“张主席”就要去虹桥山那边的两河口去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要从此间路过……
　　几个人正在作难，刘瑞龙突然冒了一句：“不是还有一支娘子军么？”
　　这支“娘子军”其实就是红四方面军那个著名的妇女独立团，只不过现在的番号是“妇女干部学校”（不久后又恢复妇女独立团番号），就在总政治部编制内，这会儿正在附近担任宣传、运输和筹粮的任务。大家一听都说好啊好啊，这支娘子军虽然没打过什么大仗，但在通南巴也拾掇过保安团一类的杂碎，这当口调来应应急应该没有问题……

血洛沟，从这里可以经打古山去黑水——杜老爹当年跟这儿往返了两次，寇老爹也翻过了一次

　　于是杜老爹就勉为其难也可能是平生头一遭指挥一支娘子军上了阵。
　　指挥妇女团打仗比较为难，不敢喊杀不敢随便打冲锋——对方一听是女的就不怕了。办法只能是把寺庙围起来，在火力掩护下步步掘壕进逼，逼来逼去逼了两天就逼近了寺院大门。要说这些通南巴的女儿们也不是吃素的，她们的手榴弹隔着院墙朝寺里一通乱砸，掩护着抬着一根大圆木的姐妹们在庙门外使劲儿地撞击，连撞几十下终于还是破门而入……
　　娘子军破门而入时喇嘛和保商队也着了慌，把家伙什一扔就跑的跑散的散，混乱中有人还点着了一把火就想来个玉石俱焚。然而红军并不想要他们的命，女兵们一边缴喇嘛们的械一边就组织救火，火扑灭了大量的粮食和食盐也抢了出来，抢出来后马上就向当地百姓分发，就连被俘虏的喇嘛和保商队员们也人人得了一份，同时也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纪律和政策。这当口女孩子们天生就有的亲和力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人们都觉得这些汉兵原来并不可怕甚至还很可亲，那些几天前还凶巴巴的喇嘛们也忙不迭地叩头谢恩，老百姓得了好处自然也就不再火暴暴的瞎嚷嚷了……
　　这事儿就算捂治住了——实际上也为后来藏区政策策略的调整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借鉴。②
　　可惜如今北川峡谷和杂谷垴河流域正在灾后重建和修路，那地儿这次是没法去了。而茂县和汶川两地虽有一些红军遗迹，但大都在山里，如今那些地方也在灾后重建中，所以我们也只好选择放弃，直接驱车奔成都而去，而把遗憾留给了“下一次”……
　　这支红家儿女团队的这次远足，就这么着胜利结束了。

从汶川到成都：黄色箭头为我们的行进路线，红色箭头线为红军活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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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理县党史办《红军长征过理县的情况》中仍将简博施称为“国民党特务”，但却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故只能存疑。另，网上《自流井人物志》中称简“1935年在松潘大金寺讲经，于当年秋病故”，查松潘并无“大金寺”，疑为今若尔盖包座乡的“达戒寺”之讹音（当时若尔盖未设县治，辖地属松潘），这与理县党史办提供的情况不同，暂且存疑。
　　②有关战斗细节有多种口碑版本，与本文所述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上一章　　完